百年辛亥 不朽中山：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2)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发动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建设。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则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通过清政府一个接一个的丧权辱国举动，孙中山看到清政府的腐败已经无可救药，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这是孙中山内心的真实写照，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革命者也是如此。

　　选择了以革命推翻清政府的途径后，孙中山冒着杀头、甚至被灭族的危险，义无反顾地投入其中。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重金悬赏通缉孙中山，他毅然剪除了发辫，改穿西装，显示出彻底与清政府决裂、革命到底的决心；在伦敦蒙难十余天，差点被押回国处死，他顽强抗争，毫不退缩；革命武装起义一次次失败，他“愈挫愈奋，再接再厉”，毫不气馁，甚至亲自上场杀敌；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动摇、分裂，他始终高举革命大旗，义无反顾，引领同志们继续前行。孙中山的胸中始终饱含着爱国热情，正是这股热情，成为他终生致力于中国革命的动力源泉。

　　孙中山一直把革命和建设问题放在事业的核心位置。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有几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相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他的一生也是这样做的。在伦敦刚刚获救，孙中山就如饥似渴地到大英博物馆等处博览群书，集中精力研究世界各派政治、经济学说，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同时，他还实地考察了西方国家的社会风俗和政治制度。由此，孙中山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现象和不可克服的弊端，看到了日益蓬勃的无产阶级运动和社会革命的趋势，开始接触到马克思学说，并与各国革命党人进行探讨。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所见所闻，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是以欧洲志士，犹有社会革命之运动也”。为免重蹈西方覆辙，防患于未然，他认识到，革命成功之后，中国的建设道路应该尽量避免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祸害”，于是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作为革命、建设的指导思想。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的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当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拯救共和。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孙中山就力求和平。但是，在和平和建设的阻碍不得不以革命的手段排除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坚定地起来革命，开辟通向和平与建设的康庄大道。

　　记者：从您刚才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用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有其客观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那么，孙中山是如何领导这场新式民主革命的？

　　周铁农：孙中山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着手进行推翻清政府的革命。

　　首先是组建新式革命政党。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说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为它有着近代式的组织领导方式，有着明确的近代革命纲领，采取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式。

　　世界近代意义的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党人第一次用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新式革命。这个新式的近代政党，就是孙中山建立和领导的中国同盟会。20世纪初，随着革命力量的日益集结，民主革命的发展形势要求将革命的小团体合成统一的革命政党。众望所归的孙中山担起了这一使命。1905年7月，他从欧洲赶到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汇集的日本东京。他向各革命团体中肯地分析了过去分散斗争的弱点，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倡导革命者联合起来，“合成大团”，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以适应革命总体战略的需要。在各革命团体大多数人士的赞同下，孙中山便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小团体组织起来，于1905年8月在东京创建了中国同盟会。

　　中国同盟会既不是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正规的近代革命政党，堪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这个政党的新颖之处，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确认为革命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主张，是对这场民主革命的内容和目标的集中概括，堪称为完整的、自觉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

　　二是同盟会的组织机构采取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了评议、司法、执行三部，总理则由会员每四年公举一次，消除了秘密会社的封建宗法习气，具有了近代政党的形态。

　　三是同盟会员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形成了以孙中山为首的比较稳定的领导集团，除本部外，它在国内设置了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以及隶属于各支部的各省分会。在国外设置了南洋、檀香山、欧洲和美洲四个支部，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