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后看中原
辛亥革命网 2020-12-26 16:13 来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5师分会 作者：张延风 查看：
一、中原根据地的特点 中国抗战史专家认为，经过近七十年的风雨沧桑，中原根据地和新四军第5师的一些特点更凸现出来，其深远的影响值得重视与研究。这些特点是： 1、中原根据地是建立
一、中原根据地的特点
中国抗战史专家认为，经过近七十年的风雨沧桑，中原根据地和新四军第5师的一些特点更凸现出来，其深远的影响值得重视与研究。这些特点是：
1、中原根据地是建立比较晚的根据地。于1939年中期，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才创立。其时，日寇已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在占领区域成立维持会，组织伪军，掠夺物资，以战养战，并转移力量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也由联共抗日，转为防共、溶共与反共。因此，错过最佳创建和发展时机。
2、中原部队的前身豫鄂挺进支队成立初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为骨干。仅依靠少数散落当地的红军、中央派来的干部和地下党员以及通过发动群众和统一战线拉起的小股武装游击队，合成了最早的武装力量，然后以滚雪球的方式发展壮大，由弱到强，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
3、中原根据地被国民党军、日本驻华中部队、伪军和各种土顽武装重重包围与阻隔，与其他解放区的距离均有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遥，孤悬敌后，和其他兄弟部队只能作战略配合，不能在战役战术上配合作战。
4、隶属关系非常特别，建制上5师属于新四军序列，但是军部对它难以了解，更难以直接指挥；建议由中央军委领导和指挥，但是军委也只能依靠电文联系，难以便捷地指挥。
5、中原根据地和5师的一把手李先念同志是四方面军的将领，而其他根据地的一把手都不是来自四方面军的。
这些特点导致一系列变化的发生，并产生重大影响。
二、“挤”出来的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敌后建立了数个规模较大的抗日根据地。华中和中原濒临长江，是物产丰富的江南水乡。新四军华中根据地紧邻中国最大的工商都市上海和政治中心南京，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又紧邻号称九省通衢的大武汉，而中原自古就被视为中国腹地，有“谁得中原谁得天下”之说，战略地位之重要自不待言。在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的驻军密度一度以中原地区为最，经常盘踞着6个师团2个旅团，计达15万人（另一说是21．8万人），还有8万多伪军供其驱使。有人统计过，若以华北驻军的密度为一，那么武汉地区日军最多时密度为九，是前者的九倍。国民党军虽然败退大西南，但是在豫鄂两省仍然保存了相当大的军力。有一、五、六、九共四个战区，第一线部队近40万之众。特别是河南的汤恩伯部反共最坚决，力量最强。在敌伪顽的挤压和夹击中，力量最弱的中原我军不能与敌硬碰硬对抗，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在灵活的斗争中求发展。
中原根据地与其他根据地还有个不同点，基本没有成片的连绵的地域，而是呈点状、斑块状的地域。这样的状态是中原地区敌我博弈的结果。优点是有助于我军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必要时进行跳跃式的转进。隐患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很容易被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而我军缺少足够的空间大踏步进退。这隐患在解放战争初期，当敌人大举进攻的时候就显现出来。这个特点还规定了中原解放区必须一刻也不能停止发展和扩张，在发展中巩固，在巩固中发展。不发展的巩固只能越巩固越缩小。中原解放区是在敌伪顽的包围中成长起来的，依靠张力硬从夹缝中“挤”出来一块一块如豆腐块一样的地盘。
1938年的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放手发展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鉴于抗战初期南方红军游击队集中改编，调往皖南地区，在鄂豫两省没有我党领导的大股武装力量，中央决定在河南开辟抗日根据地，在中原地区重建我党的抗日武装。刘少奇同志被任命为中原局书记，朱理治被任命为河南省委书记，领导中原根据地的建设。刘少奇同志凭借马克思主义者的深邃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宏伟气慨，大刀阔斧地发展党的组织和军队。他的名言“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还是武装”，明确指出了奋斗目标。从此，中原摆脱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三、历史的选择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开展独立自主的武装斗争，最重要的是建立我党的正确的领导核心，选派优秀的军事干部到敌后领导抗日斗争。中原有一大批优秀的地方领导干部，例如朱理治、陈少敏、陶铸、刘子厚、吴祖贻等政工干部和民运干部。但是军事干部较少，尤其缺乏独当一面、具有战略目光的高级军事干部。在红军时代，鄂豫皖苏区曾涌现了不少优秀军事指挥员。后来，有的离开了中原战场，如徐向前、徐海东等；有的整编后离开了豫鄂边区，如高敬亭等。因此，高级军事干部的缺乏就成为制约中原根据地发展的瓶颈。中央对这方面的薄弱是有所察觉的，也想改变，曾计划让徐向前、郑位三、徐海东等领导到中原，因故没有实现。中央原来没有安排李先念到中原，后来事情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李先念随朱理治来到河南竹沟，打算稍事停留前往皖西。朱理治此行的目的，是召开中共河南省委扩大会议，研究撤销中共河南省委，组建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原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彭雪枫率部队东进抗日以后，军事部长一职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据《李先念传 1909—1949》记载：“朱理治通过一路与李先念的相处和了解，认为他明达机敏，顾全大局，智勇兼备，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是就与中原局委员郭述申商量，将李先念与谭希林调换，让谭去豫皖，把李留在豫鄂边，并立即报告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此方案得到了中原局的批准和中央的认可，李先念就留在豫鄂边区党委工作。”李先念留在了豫鄂边区，担任了军事主官，中央同意了这个变动。战争时期特事特办，这个有重大影响的变动就在几封电报的来往间定下了。
如果与其他几个根据地相比，中原的干部配备似乎较弱。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的几位老总都曾担任过西北、华北、华东的军政领导。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竟然有林彪、彭真、陈云等二十多名中央委员。中原的领导核心没有从中央红军派来的旅级的重要干部。但是中央还是陆续派来少量的红军干部。其中就有任质斌同志。任质斌是我党少有的具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干部。他1931年考入北平中国大学。1932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即被派往中央苏区，1934年转为中共党员，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任质斌长期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担任过红色中华报（新华社前身）社长和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兼民运科科长。抗日战争初期从事过一段地方工作。后作为优秀干部送入马列学院学习。
任质斌初到中原并没有立刻进入核心领导班子。边区党委第一次会议上郑位三任书记，陈少敏任副书记，郑没有到职，书记之职由陈少敏代理，李先念任党委委员兼军事部长。边区党委的主要任务是领导地方工作。1940年初，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在京山八字门正式建军。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王翰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了加强对边区党委和纵队委员会的统一领导，边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3月间，朱理治奉命去延安，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纵队政治委员和纵队委员会书记均由任质斌代理。至此，任质斌在中原的领导地位确定下来。中原根据地的领导核心开始形成。陈少敏负责地方工作，李先念领导军事工作，任质斌负责政治工作。历史证明朱理治在中央的领导下，对豫鄂边区党政军领导班子的配备是成功的，他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