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志远：父亲耿飚，耿直坚毅风风火火的一生(3)

　　六、对待同志  重情重义

　　文革期间父亲被选为九大代表，住在京西宾馆，看到了多位许久未见的老战友。例如，独臂将军余秋里，他只有一支手，洗脸不方便，父亲就帮他拧毛巾；胡耀邦情绪特别低落，父亲便鼓励和安慰他。粉碎“四人帮”后，我与宋扬之、胡劲波、朱佳木去胡耀邦家串门，胡耀邦很感慨地对我说起九大与我父亲见面的情景：“那时候我被批的灰头土脸，抬不起头，怂得很。你父亲鼓励我，说你有什么问题？！ 是从小参加红军的红小鬼！”

　　1959至1961三年困难时期，外交部的干部们普遍营养不足。父亲求助过去部队的老战友，要来了车、枪、子弹，到内蒙打黄羊。他还凭着过去在庆阳搞大生产的经验，发动外交部干部开荒种大豆、养鱼，给外交部的干部们补足了营养。他自己却得了浮肿病，指头按下去，脑前门就是一个坑。

　　父亲担任中联部部长时，积极想办法解决干部群众的生活困难，建食堂、浴池、宿舍，多年后还听中联部的干部津津乐道这段历史。

　　驻缅甸时，缅文翻译程瑞声夫妻两地分居，父亲亲自协调各部门帮助他们二人团聚。程瑞声担任驻缅大使后，给我讲起这件事，心中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

　　粉碎“四人帮”后，老干部们从压抑了十年的情绪中解放出来，看电影成了缓解压力的一项活动。父亲当时分管宣传，每周末请许多老干部一起看电影，加强老干部之间的联系。父亲让我推荐电影，每次一部国产片一部外国片。

　　父亲时时关心着农民，退休后一直担任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的会长。他把家里的客厅布置成会议室，方便大家商讨会里的事，他告诫同志们“永远不要忘记农民要为农民办实事办好事”。父亲躺在病床上时，还在关心着研究会的事。

　　七、文武双全  多才多艺

　　父亲好学，思想开明，热爱生活。每每父亲接触到一件新鲜事物一定不耻下问，动手鼓捣，总能设法拿下这门知识或技艺。父亲对我们几个孩子也不设限，喜欢什么就学什么。

　　父亲小时候就酷爱读书。家里太穷，只念过几天私塾。参加红军后，只要有机会看到的书，都如饥似渴的读。父亲整天行军打仗，没有固定的住处，只好看完一本就丢掉，再换一本，实在觉得好的书，舍不得丢，就背在身上。读书多，遇事办法多、点子多，在部队是个足智多谋的参谋长。到外交部工作后，连陈毅元帅都误认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

　　父亲喜欢逛旧书摊。厂甸、东安市场是他常常光顾的地方，看到喜欢的书就买下来。家里有许多纸黄黄的线装老书，字那么小，但他读起来津津有味。他兴趣广泛，不论是历史、科普、文学的书籍，他都读。有时候给我们讲历史故事，讲古诗。他还非常喜欢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香港风靡的时候，就托人买回，我们家就有了从香港买回来的金庸、梁羽生的全套武侠小说，还有不少武侠录像带。

　　父亲爱摄影。1931年打下漳州后，他缴获了一台照相机，跟照相馆的师傅学会了冲胶卷洗照片的技术。以后父亲就一直背着这台相机及能搞到的显影、定影药，爬雪山过草地，转战南北，拍了许多珍贵的照片。1936年为协助到访的斯诺了解苏区和红军，领导说服父亲上交了他在长征中的日记和照片。翻开斯诺的《西行漫记》能看到父亲拍摄的照片。斯诺对长征的描写，有些也得益于此。解放后父亲千方百计地寻找这本日记，都没有结果。这是父亲的一大憾事！我后来也一直试图寻找这本日记，希望替父亲实现他的愿望，但至今没有任何线索。2012年父亲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评定为中国战地红色摄影家。目前这台相机保存在湖南醴陵。

　　也是在漳州，父亲学会了开汽车。他曾开着卡车把聂荣臻等接到张家口，还曾把一辆故障车用前加力档从河北开到天津。他还开摩托，有一次转弯不及，把摩托开到麦田里。也曾被路上的石头把吉普车颠翻，那次翻车同车的人受了伤，他自己倒没事。1950年父亲被调往外交部，19兵团的战友们欢送他，把他喜爱的吉普车送给他带往外交部。父亲在瑞典做大使，参加考试拿到了当地的驾驶证，于是经常自己开车到处了解情况，被瑞典媒体誉为“自己开车的大使”。

　　晚年，父亲的驾驶技术也没有“荒废”，他开上了孙女给他买的电动车。凭着这辆电动轮椅，多次受腿伤的他在家行动自如，笑称自己是“老年飙车族”。为了方便他“飙车”，家里的门槛都被锯掉了。他开的很“溜”，还向来访的姬鹏飞显摆开车技术。

　　父亲年幼时跟一位老师傅学过修表，以后他给很多同事修过表。外交部的韩念龙副部长是钟表的收藏爱好者，父亲把他的那些老古董钟表都摆弄好了，我的许多朋友都来找父亲修表。父亲专门给自己配备了全套修表工具，放大镜一般是夹在眼框中的，很不舒服，他自己制作了一个套在头上的弹簧，不必再把放大镜夹在眼框里。

　　父亲尤其喜欢摆弄电器。他学会了使用万用表，孙辈们很是崇拜……父亲对许多电器都很好奇，经常把新到手的电器拆开看看究竟，但有时拆开了装不回去。他八十多岁的时候，看到我们都买了电脑，也要一台。我给他买了电脑并装上跳棋等游戏，很快他就能熟练上阵了，有时和妈妈在电脑上对弈。

　　父亲还喜欢雕刻，他不但自己刻章，还给我们每个子女刻了章。晚年他喜欢画画写字，他画竹，他说他只画直的竹子，代表了他耿直不屈的性格。他练字从不照字帖练，不学别人的体，他只写自己的字。

　　父亲酷爱下围棋，他说围棋可以培养一个人的全局思维。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教会下围棋，从让九个子开始，直到能与他旗鼓相当。大家为他在办公室设了一张床被他拆了，换成了一个棋桌，方便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偷闲下下围棋换换脑子。他常常扭着碰到的人要求对垒，我的好几个朋友和他下过，曹吉东被他评价为“臭棋”。退休后他有更多的时间下棋，经常让我陪他。下棋很耗时间，父亲每次对我说只下一盘，但总是按住我要连下四、五盘。有时候父亲要悔棋，我就抓住他的手：“妈妈快看，爸爸悔棋了!”时而他用计使我中招，我没办法悔，只好“算了”，父亲会眨着眼得意地笑着说：“你不算了怎么着！”

　　父亲喜欢打猎钓鱼。有时我们天不亮就驱车到远郊打野鸭子，选好靠近湖边的地点，在水里放上两只塑料鸭子，静静地蹲守着。往往我们空手而归，可父亲还是兴致依然不减。抗战期间他驻防庆阳搞大生产，就带领部队开荒打猎，曾经把打到的老虎送到毛主席那里。父亲长征过草地的时候就曾以钓鱼充饥，把枪的通条弯成钩钓鱼，颇有成果。解放后他置办了全套钓鱼工具，四处寻找钓鱼的好地方，还研究鱼出没的规律。记得在青岛的海边碰到鱼群，一杆下去，可以同时拉上两三条。父亲还曾经钓到小鲨鱼，他把小鲨鱼泡在酒精里做标本。

　　父亲担任驻瑞典大使后，和母亲两个人专门请了英语老师学习。他们两个平时互相说英文，还买了不少英文书。我看到那些书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红色和蓝色勾画和注解的痕迹。他们买了成套的英文教学唱片，看着残旧的手摇留声机和后来的电动留声机可以想象他们那时努力学习的情景。
父亲从国外带回了16毫米的电影放映机和卓别林、米老鼠和唐老鸭的无声电影，给全家带来欢乐。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民只能观看八个样板戏和地雷战、地道战的时候，我有幸在家偷偷招待了不少朋友看小电影。

　　父亲喜欢摆弄枪。老战友聂洪钧有一支带瞄准镜的小口径步枪，父亲就扭着聂洪钧交换。父亲拿一支崭新的小口径外加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当时半导体是最时髦的东西）换来这支带瞄准镜的小口径。后来聂洪钧的儿子聂平说他们换亏了。

　　父亲经常兴致勃勃对我们讲什么样的菜应该怎么做，有的时候还亲自下厨做两个菜。我特别喜欢父亲做的西红柿炒鸡蛋，汁很多，西红柿和鸡蛋是充分融合在一起的，不像其他人做的西红柿与鸡蛋分开。家里做饭的是个战士，父亲从来不挑食，做什么吃什么。但主食上他保持了南方人的习惯，只吃米不吃面，母亲相反，只吃面食不吃米，所以家里每顿饭必有米饭和面食。

父母每天吃完饭会在院子里散步，冬天就在房子里散步。我们家是一个“井”字形的房子，围着天井是一圈走廊。每天父亲在前面走，母亲跟着，然后是他们的小重孙女宝宝，最后是小狗里根。这个队伍要围着天井走几十圈。

　　父亲也带领我们赶时髦做了一些现在想想颇为幼稚的事。1959到1962的三年困难时期，报纸上宣传大搞“超声波”，烧水、做饭无所不能。父亲动手制作了“超声波”的设备，油桶接出一根皮管，皮管一端固定了一个刮胡子的刀片，水在油桶中烧开后，蒸汽吹动刀片产生“超声波”，把皮管放入盛满花生油和水的碗，水和油混合了，变成乳白色，这大概就是报上说的水变油吧。大家楞楞地看着这乳白色的液体，没人敢吃。当时我们还按报纸上的提法，在家里培养小球藻，一罐一罐的，摆满了窗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