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张森将军三种传记纪念其人逝世九十周年(5)

　　（三）麻城县志中的张森传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麻城县续修县志。总纂余晋芳在序言中写道：“县长至省邀请刘君佑贤、家任直（【品绶案】：家任直，即余任直，亦即余祖言。该序言作者因任直与自己同姓，故冠以“家”字）及晋芳回籍。脩书聘佑贤、任直为纂脩，嘱晋芳总其事。”县长“敦促晋芳、佑贤、任直回县至于再三”，可是由于“任直为中华大学教职所羁，不克言旋”，所以任直只能“许遥领编辑”，具体分工是和毛应亭共同编纂《耆舊》部分。这里的张森传和其他许多人的传记都出自余祖言的手笔。

　　张森传

　　余祖言 撰

　　张森，字木荄。东乡人。少倜傥不群。学於祖父静菴，课以经、史兼及孙吴兵法[1]。由本县高小学堂毕业[2]，考入湖北陆军中学堂，入伍保定。保定同学要求改良教育，推为代表，政府置森於狱，旋以国会质问释出。毕业后，派往湖北陆军见习，历充排、连长。是时家赤贫，所得薪俸半寄家供菽水[3]。旋赴川、湘，游北京，未得志。民国十三年，夏师长斗寅召，充鄂军卫队营营长兼教导队队长，深得士心。十五年，升第三团团长，夏倚重焉。屡立战功，平定宜昌各处土匪。升第四师第二旅旅长。夏在沙市通电[4]移师后，由嘉鱼趋黄石港渡江，历英山、太湖，所至民众欢迎，义声远播。夏升军长，森升第二师师长。蚌埠、徐州两役，异常出力，国府明令嘉奖。改番号为二十七军第六十六师师长。军至沛县，感冒湿热，犹奋不顾身，夏强令返徐调治。十七年四月十八日至南京，十九日病卒，年四十二。夏及全体士兵莫不陨涕哀悼。即以是年国葬於洪山卓刀泉庙后。

　　【注】：

　　[1] 孙吴兵法：“孙”，孙武；“吴”，吴起。“孙吴兵法”，具体指《孙子兵法》和《吴子兵法》。也可泛指兵书、兵法。

　　[2] 麻城县高等小学堂：余祖言曾任教於此，是张森的老师。据《余祖言诗文集》所留下的资料看，除了张森之外，其他还有几位毕业学生在余祖言的指教和鼓励下，也前往武昌入陆军小学堂、陆军测绘学堂，投身反清的革命事业。

　　[3] 菽水：豆与水。指所食唯豆和水，形容生活清苦。语出《礼记·檀弓下》：“子路曰：‘伤哉！贫也！生无以为养，死无以为礼也。’孔子曰：‘啜菽饮水尽其欢，斯之谓孝。’”后常以“菽水”指晚辈对长辈的供养。

　　[4] 通电：即以夏斗寅和万耀煌的名义于1927年5月13日发出的反共通电（元电）。万耀煌自述：

　　“我从事反共运动，是民国十六年开始的。

　　十六年四月，国民党实行‘清共’，但畸形之武汉政府，仍继续‘容共’。两湖共产党，除把持党政一切大权外，极力主张：‘农工暴动’，‘秘密组织红军’，希图建立共产政权。当时汪兆铭适自俄回国，迳赴武汉，与陈独秀联合声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到底’。又以武汉政府名义，出兵‘声讨’所谓的‘南京反革命’，於是形成宁汉对峙之势。

　　十六年六（【品绶案】：‘六’，疑排印误。应为‘五’）月十三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由鄂军第一师改编）通电反共，进袭武汉。该师师长为夏斗寅，我则是副师长。电文是用夏斗寅和我的名义发出。这项反共通电，实际上也就是国民革命军反共的第一声号角。”（万耀煌口述、李元平记录《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声反共号角》，载《湖北文献》第九十期第22页）因“13”在《韵目代日表》中是“元”字，所以这一通电也叫“元日通电”或“元电”（同样的原因，八天后的21日，发生在长沙的许克祥叛变事件，则被称为“马日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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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耀煌论张森

　　夏斗寅、万耀煌、张森这三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夏和张同乡，都是麻城东乡人，万是邻县黄冈人。张和万是多年军校同学，后来都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三人都是靠着同一支部队起家、发迹的，在这个部队里，这三个人是核心之中的核心。有人形容他们是“三驾马车”，也有人比喻万、张是夏的“左、右手”。三人出生的年份相隔并不太远（夏1885年，张1887年，万1891年），但去世就隔得很远了（张1928年，夏1951年，万1977年）。我没有看到夏和万系统介绍和评论张的文章，下面的文字散见于《万耀煌口述自传》[1]。

　　1.关于张森入夏斗寅部：“萧耀南督鄂期间，鄂省的军队很多，……北洋部队不要湖北人当兵，因此我们秘密派人到夏斗寅的故乡麻城和罗田一带招兵，不久即招到一千多人，他们领得报到书，无不自备川资来湘报到，这实在是历史上的奇闻。我们的第三团就这样成立起来了。在第三团成立之前先成立教导营，我推荐张森任营长，张当时跟随百里师闲居北京[2]，我电促他来湘就任。”（《万耀煌口述自传》第95页）

　　2.关于张森在夏斗寅叛变事件中的微妙态度：（通电反共、背叛武汉政府后）“我们驻崇阳的十几天中，武汉方面用尽了离间分化及威吓的方法，首先军委会命令免夏师长职，同时任我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张森为第五混成旅旅长，我对此种命令一笑置之。”稍后几日，保定同学聂世馨和朱明善携谭延闿等人的亲笔信来崇阳劝万、张“遵照政府命令就职”，“我们对于聂、朱两位同学带来的好意自然谢绝了。只有张森对此略有犹豫。”后来“师部举行会议，师长对于武汉军委会免他的职，以及任我和张森为混成旅旅长的命令，似乎耿耿在心，颇觉不安，言谈间总有些不自然，并且和张森稍有争论。我当即起来就本师的处境及前途以及这次行动的决心和意义说了许多话，并强调这次行动，是大家的共同意志，不是师长一人的意思，对于武汉的命令，只可一笑置之。”（《万耀煌口述自传》第145—146页）

　　3.关于张森与夏斗寅、万耀煌的关系:1927年秋，继续北伐，“此时李松林[3]找我密谈，说张森对唐生智始终怀念。在唐下野之前，唐每遇我军接洽时，总另有密函给张森。我军由安庆东下时，蒋百里师曾以亲笔函由保定同学叶南忱追至南陵面交张森，所以张在南陵延缓一日才向采石前进。他平素经济不甚公开，部下有怨言，故他没有把握能否完全控制部队，不敢向同僚表露他的心事。不过自崇阳以来，观其意态总有些不安，松林为他的参谋长，也不赞成他的作风，故秘密来告诉我。张的心病，我早已察觉，我常找机会微言讽劝，并公开批评唐生智，想藉此使他的心理有所改变。

　　松林和我谈过不久，第三团即发生班长会议要求发饷的事，甚至有一连竟有人持枪驱逐连长。虽经弭平，然对本军之历史是污点无法洗除。该团情形特殊，上至军长下至士兵（【品绶案】：‘上至军长’，疑排印有误。似应为‘上自团长’。）几无一不是麻城人，非亲即故，夏军长的本家最多，平时管束不严，故易发生骄纵恃宠的情形，然发生了问题，在感情上也比较容易平复。

　　在滁州驻防的时候，有一天张森突然和我说：‘夏胖子带二十万元到上海去享乐，置官兵于不顾……为什么要拥戴一个不学无术、只顾自私的人呢？’我忍无可忍大声责备他，夏斗寅能有今天也不是容易的，当年在湖南时的局面又岂是一个自私的人能拖得过去，不管是为公还是为私，都不应该讲这种话。他满面通红，我们不欢而散。

　　以夏平素对张之优遇，而今天张竟要取夏而代之，人格道德都说不过去，因此更不能不令人怀疑他和唐生智有关系。他很跋扈，常常干涉军部的事，夏总让他三分，全军他只怕我一人，今天只要我同意他的主张，夏就不要想回来了。不过张既已讲出了他的心事，他绝不会就这样罢休的，很可能先与我为敌，先去我，再去夏，他可利用夏的不明事理，鼓动夏的乡亲进行离间。我不如趁早离开，以全始终，故决计辞职赴京。”（《万耀煌口述自传》第158—159页。）

　　4.关于张森的病逝：“三月中旬……我军则集中到徐州及沛县中间地带待命。正于此时本军发生一件极不幸的事，第六十六师长张森突患重病，随即送往徐州医院。四月初，我们进至沛县以北地区作战，因通讯不变，未获他的病情，後闻因徐州医师束手无策，遂送往南京，当他到浦口时即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到时，我军正在谷亭镇激战，恐动摇军心，所以没有向官兵宣布。该师的命令，一概由参谋长李松林负责，仍以张森的名义执行，一直打到天津甚至改编的时候，都是如此。张师长虽有时会急功好利我不能苟同，但我俩多年同学，交情素厚，今他一旦溘世，我不禁放声痛哭。”（《万耀煌口述自传》第166页）

　　【注】：

　　[1] 万耀煌口述、沈云龙访问、郭廷以校阅《万耀煌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2010年1月第1版、第一次印刷。

　　[2] 百里师，即我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先生（1882—1938），名方震。曾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张森和万耀煌的老师。万耀煌这里说“张当时跟随百里师闲居北京”，应该是川督戴戡遇害后，张跟随蒋从四川逃遁出来以后的事了。

　　[3] 李松林，即张森墓右碑落款名单中的“参谋长 李粹山”（1892—1949），湖北荆门人。与万耀煌和张森同学，都是保定军校第一期步兵科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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