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理治传（连载二）
辛亥革命网 2017-06-21 09:07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陈牧 张文杰 查看：
（二）
1928年5月，朱理治来到上海。因要找的人和党的组织断了联系，他便回到与上海一江之隔的南通老家余西镇。离沪前，他在书店见到一个日本人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论土地问题的书，决心学习彭湃同志，搞农民运动。他先在余西镇公立小学谋到一个教师职务，并在教员中发展了5名党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然后，他一面寻找中共南通县委，争取上级党的领导；一面向群众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主张。他还领导群众，向侵犯农民利益的族叔进行了斗争。
同年7月，由于同乡同学中的国民党右派袁瀚青告密，朱理治被国民党南通县党部逮捕。但他否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家里又筹钱多方营救，加之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来电证明“该生在校安心读书，毫不鹜外，望即释放”，告密人也不愿出庭作证，县党部便电北平国民党市党部要具体证据。两个月后，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来电，称他为“北方共党有力分子”，因而被押往南京，交国民党最高法院特种法庭审讯。审讯中，朱理治发现敌人并没有掌握真凭实据，便对所加罪名逐一予以辩驳。但国民党的法庭不由分说，以宣传了“与三民主义不相符合之主义”为罪名，判了他4年徒刑，将他先后关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和苏州最高法院看守所。在狱中，朱理治联络同狱的共产党员袁锡林、韩铁心、江阴臣、王滋九等，组成了中共临时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他以狱中支部为核心，团结大多数难友，组织“同难会”，并担任会长。他与同难中的律师及有文化的人成立法律研究会，帮助贫苦难友写状子，开展合法斗争。他还组织绝食斗争，迫使监狱当局改善犯人的生活待遇。后来，一些受“左”倾盲动错误影响较深的党员被捕入狱，要在狱中搞暴动。朱理治坚决反对，为此被排挤出支部领导班子。结果暴动失败，朱理治等一大批党员和进步分子均被加刑。以后，由于敌人始终拿不出给朱理治“定罪”的确实证据，只好于1930年4月将他释放。
1930年7月，朱理治到上海，与中共江苏省委取得联系，先后以闸北区安徽中学英文教员和沪西区正风中学数学教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他在上海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协助下，发起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并代表中共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出任会长兼中共党团书记。在朱理治的领导下，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上海各大学和文化机构中发展了400多名会员，在社会科学界广泛宣传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还通过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在国民党上海无线电台和国际无线电台中建立了一个共青团支部，发展了陈国栋、阿陆等37名团员，并向中央苏区输送了两名报务员，积极支援了前方的通讯联络工作。
1931年7月，朱理治调共青团中央工作，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共党团书记由曹荻秋接任。当时，团中央书记是何凯丰，朱理治除任宣传部秘书兼团中央训练班教员外，还代表团中央宣传部参加中央文委社会科学组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中共党团会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青年和各界人士奋起抗议日本侵略罪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将士，朱理治代表共青团中央参加了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的领导工作。1932年2月和四五月间，朱理治作为中央巡视员，两次去厦门和福州，巡视党和团的工作，并协助选送一批干部去中央苏区工作。7月，朱理治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同年底，因团省委书记和秘书长先后被捕，他又担任了团省委书记。不久，团中央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代理宣传部长袁炳辉等被捕叛变。由于事先得到情报，共青团江苏省委未遭破坏。直到1934年2月，朱理治离开团江苏省委之前，江苏省共青团的组织不仅未受到大的破坏，而且有了发展。
1934年3月，中共中央调朱理治到中共河北省委工作。这时朱理治27岁，离开清华大学到南方已经做了六年革命工作。经过地下斗争和铁窗生活的锻炼，他的革命意志更加坚强，同时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工作经验。到天津后，他见到了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和中共河北省委代理书记孟用潜，被委任为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部长。不久，孟用潜调到冀南工作，朱理治又代理省委书记。
根据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决定，朱理治很快从组织上恢复了中共河北省委的工作。他刚到北方时，天津市只有几名共产党员，中共河北省委和各地的中共组织，也处于分割状态。后来，天津市恢复到9个党员，和冀南、冀中、保定、津南、京东等地区的党组织，也逐渐接上了关系。1934年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派高文华到天津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朱理治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到朱理治离开中共河北省委前，河北省的党员已恢复和发展到4000多人，这与朱理治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