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武与孙中山的三次会面

　　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民革卓越领导人、德高望重的革命前辈屈武在青年时期曾经与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有过三次亲密的接触和交往，并成为忘年之好。

　　首次拜谒 聆听教诲

　　1919年6月，五四运动后，屈武作为陕西省学联代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而此时，孙中山恰巧住在上海，因此应允了全国学联请他作演讲的邀请。孙先生的演讲，使屈武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急切地希望能够有机会直接拜谒这位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屈武当时年轻气盛，敢作敢为，为了实现拜望中山先生的愿望，很是费了一番心思。他先登门拜访了正在上海奔走革命的时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的于右任先生。陕西三原的于先生是屈武（陕西渭南）的乡党。屈武向于先生表达了自己要拜见孙先生这一强烈愿望。

　　经过于右任的联系，1919年7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在莫里哀路29号孙先生的寓所，屈武递上于右任先生的亲笔介绍信后，在孙先生秘书邵元冲的引领下走进客厅，晋见孙中山先生。邵元冲向孙先生介绍说：“这位就是血溅总统府的青年英雄、陕西学生代表屈武。”孙先生抬头看见屈武，忙放下了手中的报纸和铅笔，撩起长衫，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热情地招呼屈武：“欢迎你，青年英雄。请坐!”当终于跟孙先生面对面时，准备了一肚子话的屈武一时竟手足无措，拘谨起来。看到屈武紧张的情绪，孙先生便微笑、和蔼地同屈武聊起家常来，关切地询问了他的家乡、家庭情况、个人经历、理想抱负以及西安和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看到这位革命先驱如此平易近人，屈武的情绪逐渐平静了下来，对孙先生的问话一一做了回答。当屈武谈到自己亲人们的不幸遭遇时，孙先生动情地说道：“打倒了一个皇帝，又冒出了许多土皇帝，政府腐败卖国，军阀到处横行，帝国主义乘机掠夺，社会必然暗无天日。贫穷、落后、愚昧、水深火热的生活，是中国人短命的根源。革命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推翻腐败的北洋政府，建立起清明的政治，人民生活才能好起来，中国才有希望。”当屈武谈到在北京参加请愿活动血溅总统府的经过时，孙先生的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兴奋地说：“你在北京勇敢的不怕牺牲的爱国行动和英雄行为，是我国学生运动史上空前的壮举，是值得称赞的。青年人是有理想、有朝气的。从你们青年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面对平易近人的孙先生，屈武进一步袒露自己的心声，他以陕西西岳华山上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故事为例说到，祖国母亲被压在大山之下也急需解救，自己满腔热血，也要像戏曲中的少年沉香一样拿起一把大斧劈开重重大山，救出祖国母亲。可是不免疑惑，什么是中国的“沉香斧”？百思而不可得。现在终于明白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中国的“沉香斧”！孙先生听闻后笑着说：“要救中国，必须唤起民众，中国的‘沉香斧’就是广大人民老百姓!”孙先生还勉励屈武：“回到陕西以后，要多联络有志青年，宣传三民主义，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希望全国学联努力去宣传民众，唤起民众，继续同反动的黑暗势力做斗争！只有这样，中国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屈武认真聆听了孙先生的政治抱负和革命主张，被孙先生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乐观进取的精神所折服。屈武首次拜见中山先生，两人就交谈了两个小时之久。孙中山对屈武这位青年英雄很是赏识，对他的个人能力和胆识也十分认同。几天之后，孙中山与于右任见面时，对于先生说：你引荐的陕西小同乡屈武与我晤谈，令人欣喜。屈武一身虎气，锐不可当，大可造就，真乃青年英雄。我们的党现在很需要这样有胆识、有作为的青年人，需要注入新鲜血液，焕发我们党新的革命斗志。希望你和邵元冲作为屈武的入党介绍人，尽快给屈武办理入党手续。就这样，几日以后，在上海由于右任和邵元冲二人直接介绍下屈武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屈武的国民党证书编号是特字50636号，他是中国国民党早期的党员之一。多年后，屈武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道：“对于一个刚满21岁的青年学生来说，孙中山先生对我如此器重，我能有如此殊荣，真是出乎意料的，也是不敢想象的。这次谈话对我一生的革命生涯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19年7月的上海之行，虽然只有短暂的一个多月时间，但屈武却收获了爱情，他与于右任的大女儿于芝秀相恋了。1920年春节后，屈武得到于右任的资助，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1922年7月，屈武参加了北京大学文科招生考试，以第二名成绩被录取，有幸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的得意学生。1923年春，经刘天章、魏野畴介绍，屈武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赵世炎特意出席了他的入团仪式，并发表了讲话。不久，屈武又担任了北京大学的第二任团支部书记。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在北京成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在李大钊亲自领导和推荐下，屈武、陈毅成为市党部的核心成员。李大钊是屈武人生中最难忘的导师，他的亲切教诲，奠定了屈武毕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信念和决心，1925年初，屈武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其介绍人是王若飞和刘天章。

　　再次会面 委以重任

　　1924年12月，此时，孙中山先生接受冯玉祥将军的邀请，从广州北上，并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的立场，主张迅速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到天津后，中山先生由于肝病发作（暂留张园公馆休养）。当时已在北京大学上学的屈武，受胡景翼、于右任和李大钊委托，前往天津探望中山先生。这是屈武第二次拜见中山先生。来到中山先生下榻的公馆见到孙先生秘书汪精卫，汪见到屈武十分高兴，说道：“你来得正好，总理这几天正在念叨着要见你哩！”见到屈武时孙先生显得格外兴奋，挣扎着从躺椅上坐起来，热情地和屈武握手，笑道：“青年英雄，我们又相见了!”屈武随即送上于右任先生和李大钊教授的问候，并转达了胡景翼将军的要求和李大钊的意见。在听取了屈武对于西北学生运动和北京段祺瑞政府的新动向及河南局势的有关汇报后，孙先生表示：对河南局势很关心，很想去中州看看，但是病魔缠身，力不从心，嘱屈武向胡景翼转致问候，并嘱屈武转告李大钊请务必去河南一趟。孙先生还说：“你来得正好，现在军阀混战，武人专权，长此下去，中国的政治永无清明之望。惟一办法，就是要召开由各省民意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选出国民拥护的合法政府，由民众来管理国家大事。我正要派一批有志之士，分赴各地宣传这一主张，组织国民会议促进会，希望你能作我的私人代表，回西北陕西做这一工作。”面对孙先生的厚爱和信任，屈武欣然接受了这一使命。孙先生还考虑到屈武一人去西安行动似乎有些不便，为安全计，建议他再选择一名助手，屈武提议让董汝诚随他一道去，孙先生表示同意，并支撑病体，亲笔为屈武写了介绍信。临别时，孙先生把印好的宣传大纲和其他宣传材料交给屈武，告诉他将此作为开展宣传工作的依据。

　　此次见面，屈武被孙中山先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一代革命伟人的高风亮节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暗自下定决心，即使赴汤蹈火也要完成孙先生交给的光荣使命。

　　屈武和董汝诚此次赴陕，多方奔波两个多月，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国民党一大会议精神，宣传孙中山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思想和主张，使陕西全省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很快建立起来，圆满地完成了孙先生交给他的任务。

　　最后一面 临终教诲

　　1925年2月下旬，屈武决定返京向孙先生复命。屈武刚回到北京，于右任先生便告诉他：孙中山先生已到达北京，他的病经医生确诊为肝癌，已到了晚期，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听到这一消息，屈武忧心如焚，谈到向孙先生复命的事，于右任先生决定他们翁婿一同前往拜望孙中山先生。这是屈武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

　　2月底的一天，屈武和于右任先生到北京中山先生在铁狮子胡同的行辕去探望，并向孙先生复命。他们走进卧室，便看见孙先生正用右手压着肝部，半躺半坐在床上。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旁细心照料。孙中山先生这时虽然身体虚弱、满脸病容，但依然神智清楚。于先生说：“我和我女婿屈武看你来了。”孙先生招招手说：“欢迎，请坐!”于先生在床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屈武站在于先生的身旁。为逗孙先生欢心，于右任先生故意说道：“这个屈武你还认识不？”孙先生笑道：“青年英雄屈武，我好几年前就认识他了，前不久去陕西宣传国民会议还是我特派的。”为了不使孙先生过度劳累，屈武只是简要地汇报了这次陕西之行的情况。孙先生听完了屈武的汇报，略带微笑地点了点头，对屈武陕西之行表示满意。随后，屈武不再多言，只是在旁听于先生和孙先生谈论了十多分钟国事。见孙先生病得很重，屈武和于右任先生谈完事未作停留，便向孙中山夫妇告辞。

　　谁知这次见面，竟真成了永诀。十多天后，即1925年3月12日便传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的噩耗，屈武不禁失声痛哭。在中山公园举行公祭的前一天，于右任先生为孙中山的逝世亲书了一副挽联：

　　总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功，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历程中揖让征诛，举成尘土；

　　流九万里志士劳民之泪，应知其生也有自，其来也有因，瞑目后精神肝胆，犹照人寰。

　　屈武曾说：“对于我而言，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次会面，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照耀着我人生的旅途。”屈武何其有幸，曾在青年时期与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有过三次见面的机会，之后漫长的岁月，他经受住了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从一位单纯的爱国主义者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最终实现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爱国抱负。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

　　（本文作者系屈武先生曾外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