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追随：何香凝对孙中山精神的继承和发扬(3)

　　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何香凝应邀前往参加。近十年来，她拒绝了蒋介石政府的一切邀请，现在她来了。这是为了想进一步推动国民党转变抗日立场、接受共产党的建议、实行联共抗日才来的。在此次会上，她与宋庆龄等人联合提案，要求“恢复孙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他们在提案中说，孙中山当年亲订的三大政策对于国民党的再生有重大的影响，因此革命才能飞速发展。不幸的是，由于1927年的内争，联合阵线分裂，三大政策的价值完全毁灭。由于革命的失败，才招致外国的入侵，乃至今日，中国完全有受奴役之险。孙中山临死前还一心想着革命，每忆此景，便觉愤从中来，今中共既然提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国民党就更加便利来取得恢复先总理三大政策机会，以挽救国民党和祖国免受奴役，并完成革命工作。这个提案和他们在会议上的斗争对推动国民党确定“停止内战”、制定“国共合作”的方针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后，何香凝对国共两党就抗日合作问题的谈判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她利用各种方式，撰写文章，发表谈话，敦促国共两党合作早日实现。她的努力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与爱戴。1937年5月25日，毛泽东给她写信表彰说:“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这是对她的鼓励，也是对她的支持，让她在残酷的斗争中感到了极大的温暖，也增加了她继续斗争的决心！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何香凝热泪盈眶。她疾电在延安的儿子廖承志，诉说欢喜之情，勉励儿子奋勇杀敌。她说：“国共团结抗战，对于汝父十三年改组国民党，执行三大政策之主张实现，为之安慰。”她难掩内心激动的心情，公开撰文，重申三大政策的伟大。11月7日，她发表《苏联革命二十周年纪念之感想》一文，阐述孙中山“联俄”政策的伟大、正确。次年1月24日，她又在香港《救亡日报》上发表《恢复十三年精神》一文，主张国民党员要复“古”，像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时那样，与共产党团结合作，共同对敌。

　　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何香凝深知第二次国共合作来之不容易，便竭尽全力加以维护。随着抗战形势越来越严峻，1937年底，何香凝撤退到香港。在香港，她与宋庆龄一起，展开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参与战时儿童保育工作，救济难民等，尽自己所能，做一切力所能及的工作。她还利用香港政治环境较内地自由的条件，公开大量发表文章，倡导恢复三大政策，实现民族大团结，共同抗战。她在《改组国民党的前后回忆》中深情回顾了孙中山制定“三大政策”的艰难历程，强调指出三大政策是孙中山积四十年的经验结晶，希望国民党人发扬光大。她说：“我总觉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孙先生一口气未断之前还在计划着焦念着的革命大策，而廖先生为努力继续遗志，也竞以殉身，我不论怎样，都要拼我的老命，日讲笔书一直遵守到底，并要唤醒同志们和革命的大众一齐来奉行，我对得起孙先生临终的嘱托……才对得住世界，对得住孙先生及廖仲恺及我的历史使命。”在《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一文中，她大声呼吁，“应该深切了解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的真义所在，拿着个人的私见来阻止实施或是没有勇气来去全部实施，那就无异把我们的解放战争，弄得更感困难，这些都是抗日战争的病象，我们应该大声疾呼，必须纠正过来的”。但是，蒋介石政府并没有听从何香凝等人的劝告，在抗战的同时，仍不忘对共产党的围剿，于1941年1月一手导演了“皖南事变”。对于此等恶劣行为，何香凝怒不可遏，对蒋介石等所把持的国民党中央政府深感失望。她决心组建新的组织，来实现国民党的再生、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传承孙中山的精神。

　　在长期的斗争中，何香凝认识到，要想真正恢复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紧靠一己之力，或者几个人的力量联合，并不能获得显著的效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以组织的名义联合起来，发挥集体的力量。她的想法得到了柳亚子、彭泽民等人的赞同。

　　1941年7月，何香凝与柳亚子、彭泽民磋商建立“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组织，并派梅龚彬、李章达赴广西与李济深联系，李认为“不要急”，故搁置。1943年，何香凝因香港沦陷而转移到广西境内。在广西，何香凝与时任桂林军事委员会主任的李济深等人再次交换了意见，大家商定立即展开成立组织的行动。由于对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国民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有人认为这是何香凝的“国民党情结”），何香凝坚定地表示，新成立的组织“不要离开中国国民党的名义”，否则自己不会签名同意。1945年3月11日，何香凝在《广西日报》发表《怎样纪念中山先生》一文，提出应遵照孙中山的遗嘱，“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才能把敌人打出去。这实际上是李济深、何香凝等人向国民党民主派人士发出的组建组织的信息。

　　在讨论组织的名称时，最初定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有意回避“国民党”三个字。何香凝坚决不同意，最终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对外公开用“中国民主促进会”。1946年4月，凝聚着何香凝大量心血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宣告成立。“民促”表明自己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以“民有、民治、民享”为最高准则，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策，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对于“民促”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何香凝明确表示：“要搞就必须与共产党合作，如再搞分裂，我就不干了”。

　　1947年3月，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揭露国民党已经完全丧失了革命精神，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提出恢复孙中山革命精神等七点挽救时局意见，这被认为是国民党民主派公开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决裂的先声。不久，冯玉祥也从美国写信给李济深，问他们该当怎样联络起来，发出了组建革命政党的呼吁。随后，筹建民革的工作进入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