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辛亥革命回忆(2)

　　１９１１年，讲武堂第一批学生一百人提前毕业，其中有十八人被派到蔡锷部下当军官，他们就在士兵中进行革命的宣传活动。我当时被派到七十四标第二营左队当排长，标统是罗佩金，管带是刘存厚。新军士兵都是从乡村征调来的农民，他们对于清政府的专横腐败的统治和地主阶级的苛重的剥削，以及旧军队的打骂制度和旧军官克扣军饷的行为，本来就存在着激烈的不满情绪。我们就深入到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宣传，革命的种子渐渐地在士兵中撒播开来。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起义爆发，这给了云南人民以很大的鼓舞。革命党人也在士兵中间加紧了活动。清朝统治者惊慌万分，云贵总督李经羲在总督衙门内外修筑防御工事，并下令捕捉革命党人，第七十四标的标统罗佩金，也被撤换。李经羲还调集了卫队营、辎重营和两个机关枪连，担任总督衙门的守卫，但是就在担任守卫的队伍中，也潜伏着革命力量。李经羲准备屠杀革命党人的罪恶计划被机关枪营营长李凤楼秘密通知了革命党人。这时，革命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１０月３０日（旧历９月９日），在昆明的革命党人举行起义，当夜由李根源率领新军七十三标在城外北校场发动；蔡锷率领新军七十四标在城外南校场巫家坝发动。讲武堂、陆军小学的学生以及李经羲的卫队，也都响应起义。我所在的那个标（团），就是第七十四标。还在举行起义以前，清朝的文武大员因为害怕新军暴动，就停止给士兵发子弹。我们是借用演习打靶的机会，每人暗地里准备了四五发子弹的。原来预定夜间十一点钟发动，可是还不到九点。北校场的枪声就响了。大家正在忙乱的时候，蔡锷将军在南校场出现了。部队的秩序很快恢复了。这时，李经羲也听到了起义的枪声，他像在梦中一样，还打电话向蔡锷求救。蔡锷将军放下电话筒，就立刻走到待命出发的部队前面，严肃地宣布云南起义了。

　　雄壮的起义队伍，在蔡锷的指挥下，很快出发攻打城门。我当时被指定为连长。住在我们附近的炮兵团也受了革命宣传的影响，全团参加了起义。当我们向昆明城进攻时，李经羲调来把守城门的骑兵团不但没有阻挡我们，大部分骑兵反而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驻在城内的讲武堂学生们打开了城门。十二时，我们全部入城，天将黎明的时候，起义部队已经占领所有的城门。接着，我就参加了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在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因为卫队营和我们有秘密联系，我自己过去也曾经奉命在卫队营中间作过一些革命活动，因此，当起义军攻打总督衙门的时候，这些卫队很快就缴了械。李经羲仓皇逃走。城内敌军最后两个据点——五华山和军械库，也在初十日的晚上被先后攻克，第十九镇统制钟麟同也被击毙。不久，大理、临安两地的新军同时宣布起义。昆明以外各地的巡防军相继被肃清，云南全省宣告光复。１１月１日，成立了云南军政府。

　　云南起义以后，清朝政府正布置向革命反扑，与清军进攻武汉的同时，端方率领的清军也进入了四川。四川总督赵尔丰也还拥有相当大的反革命军事力量。于是云南革命党人决定派兵援助四川起义军。蔡锷派出两个梯团（等于旅）共八个营入川。旧历１０月间，援川部队从云南出发，这时我仍在援川军中担任左队队官（连长）。援川军分为两路，一路经昭通，向叙府前进；一路经贵州毕节，向泸州前进。我们这一路沿途击败清朝的巡防营，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占领叙府以后，就转向自流井进击，自流井驻有川督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驻有端方的一个团。赵尔丰的军队一与我们接触，就溃不成军，狼狈逃窜。正当我们攻下自流井的时候，传来了端方在资州被起义军杀死的消息。不久，四川军政府成立，我们也就回到云南。

　　当时云南是很穷困的一个省份，由于封建统治者长期的压榨和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人民生活已经到了无法维持的境地，从前方转战回来的军队，没有钱发饷。当时，就连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也还没有觉悟到：要彻底根绝帝制，废除封建统治，必须彻底废除封建的经济制度及实行土地改革。蔡锷更不例外，那时他是从政权内部进行若干改革，他撤换了一批只想升官发财的县知事，任用克己奉公的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一批青年的军官来代替旧军官，从而在政府机关和军队中注入了新的民主血液。在财政上他极力提倡节省，并且以身作则，营长以上的军官，每月只领月薪六十元。由于蔡锷的这些新的建树，当时的云南已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

　　辛亥革命是在孙中山先生号召和领导之下发动的。以同盟会为中心，联合了一切反清的力量，这种革命力量的联合，促成了革命的胜利。但是，中国人民很快就发现，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转眼之间已经落到了反革命的手中。得到外国侵略者全力支持的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一面从清朝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称他自己赞成共和，同时派遣军队南下，要求在南京成立的临时革命政府把权力让给他，以便实现所谓南北之间的“和平”。所谓的“南北议和”按照袁世凯的条件完成了，辛亥革命也就失败了。辛亥革命所以失败，在客观方面固然是由于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势力的力量还很强大；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在主观方面，即在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力量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也可以说是不可克服的弱点。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实际上是各种不同倾向的分子的联盟。以孙中山为首的一部分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倾向的，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但即使是他们，也没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达到真正的胜利，没有明确地认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没有采取明确的反帝路线，没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军阀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同盟会内的资产阶级妥协派，以及依附于同盟会的“反满”的汉族地主分子，很快就接受了反革命方面的议和条件，迫使孙中山先生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结果是，宋教仁遭到了袁世凯的杀害，大批国民党的议员遭到迫害，国民党遭到禁止，议会遭到解散。在这以后，以英美日等帝国主义为靠山的袁世凯，干脆宣布恢复帝制，把“民国”这块招牌扔掉了。

　　在这以后就是孙中山所领导的企图挽救革命失败的讨袁战争、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１９１３年袁世凯解散议会以后，孙中山号召革命党人起来讨伐袁世凯。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黄兴在南京响应，其他一些省份也有响应的表示。但是，由于革命力量缺乏坚强的团结，又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特别是没有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结果讨袁战争陷于失败了。

　　１９１５年，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二十一条件”，接着又于同年１２月宣布做皇帝。在袁世凯称帝以前，蔡锷由北京秘密逃回云南，他凭借着以前在云南蓄积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起义。这时，唐继尧迫于形势，也宣布云南独立，并由蔡锷、罗佩金、李烈钧、何国钧等领导组成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是蔡锷，参谋长是罗佩金。当时确定的任务是北出四川，然后进攻武汉。第二军总司令是李烈钧，参谋长是何国钧，任务是出两广，然后相机进取湘赣，得手以后与第一军会师武汉。第一军共有三个梯团，六个支队，我担任第三支队司令，随护国军进入四川。由于护国军纪律严明，深受人民的拥护，战斗力也比较强。第一军入川不过六千人，与北洋军阀曹锟的十几万“征滇”军相持于叙府、泸州之间。护国军凭着人民的拥护，巧妙地利用山地作战，结果能以少胜多，打了许多胜仗。

　　由于蔡锷将军的首义，和各省的相继响应，袁世凯终于在全国人民反对之下，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接着就病死了。但是在打倒袁世凯以后，反袁的联合战线也就分裂了，不但革命党与进步党分裂，而且革命党内部也呈现了分裂状态，许多所谓革命党人自己就变成了新军阀，只顾扩充自己的势力，把孙中山先生说过的“各派协同进行，以收群策群力之效……以期早日除国贼而奠国基”这些话，根本丢到脑后。因此，护国战争虽然打倒了袁世凯，但是并没有能够挽救革命。结果是北洋军阀中另外一些人代替了袁世凯，在中国继续实行卖国反人民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