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2)

　　（八）历史只有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将腐朽的东西埋进坟墓。从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大转折，大进步，大的时代跨越，不可能一次完成。人类历史进程中，几种社会形态的更替，都不是一次完成的，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反动，往往要经过多次较量。

　　但这不应当妨碍我们对于历史事变所遭受的挫败进行分析和探讨，并从中引出教训和启示。

　　（九）辛亥革命最终失败了，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完全破灭。直接原因是封建势力过于强大，革命果实被封建军阀篡夺。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控制，对于军阀走狗袁世凯的支持。根本原因是领导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过于软弱，始终不能成为一支左右中国政局的力量。在政治上，不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而对其有所依赖和妥协；在军事上，没有建立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握的革命军队；在和人民的关系上，脱离群众，害怕群众，不能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缺乏一个必要的农村大变动，没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真正支持。关键是没有一个坚定成熟的政党。

　　这里涉及列强入侵后果的两重性，资本主义本身的两重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以及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对于这些两重性及其综合作用的认识和把握，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革命任务和形势的认识和把握。

　　（十）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的资本扩张，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灾难和屈辱，也带来了西方文化，从不同的方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在当时的条件下，救治自己的国家，中国人民还找不到比西方文化更先进的思想武器。一时间，向西方学习，并且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学说，成为一种强大的潮流。

　　学习西方的结果，一是成效显著，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近代觉醒；一是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反而被西方列强一一绞杀，无数革命先烈，为此抱恨终天。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这是一个难解之谜———为什么先生总是侵略学生？先进的西方文化为什么在中国总是失灵？

　　（十一）问题的实质在于资本主义的两重性。在其上升时期，资产阶级以其摧枯拉朽之势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和国家机器，涤荡封建主义的污泥浊水，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在其走下坡路之后，其先进作用日渐衰微，反动作用日渐显明。在侵略其他国家、打击新生社会力量、进行殖民统治或殖民掠夺时，则是其反动本质的集中暴露。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资本主义都不会容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真正独立和强大起来。

　　（十二）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不足，不可能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是因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没有经过原始积累、产业革命到大机器生产的发展道路，而是封建阶级中的一些地主、官僚和商人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投身近代工业，逐步发展起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既与封建主义有着割不断的脐带，又与外国资本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势力和外来资本主义既有相矛盾相斗争又有相依赖相妥协的两重性。

　　这需要认识和把握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性质及其革命任务。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因为任何外来侵略者都不能独吞和征服中国，将其变成完全的殖民地。结果是被列强分割，变成半是独立半是殖民地的国家。封建的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的中国，是因为外国资本的入侵，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又因为生产力的发展非常落后，地主阶级依然控制着政权，只能是半是封建半是资本主义的国家。维持这两个“半”的力量，在国内，是清朝政权；在国外，是西方列强联盟。由此决定，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主要革命任务，亦即辛亥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联合统治。而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难以做到的。

　　（十三）更加重要的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结束，中国革命需要一种新的领导力量、新的指导思想和革命道路。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肩上。

　　资本主义的发展，极大地推进了人类的历史进程。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本主义对于剩余价值和人民血汗的血腥榨取，日益激化着社会矛盾。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又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社会弊病进一步在西方社会暴露，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自身矛盾以世界大战的极端形式爆发出来，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另寻救亡图存的道路。如果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只有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两种方案供中国人民选择，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则给中华民族的解放带来新的希望。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们，曾经过高估计西方政治制度的作用，以为只要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方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经过一次又一次失败，孙中山晚年清醒意识到资本主义的流弊和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绞杀。对于资本垄断的流弊，孙中山提出，“此防弊之策，无外社会主义”，“至于民生主义，非以社会主义行之，不能完全”。对于不要对帝国主义太激烈的劝说，孙中山断然回答，“假如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孙中山晚年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表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越来越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共同意识到的时代主题，中国革命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