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精神永垂不朽(2)
辛亥革命网 2011-03-01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刘成康 刘渝 刘小凡 查看：
1905年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举行成立大会，至会者二百余人，决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并规定了组织形式和任职，为苦难深重的祖国带来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和曙光，“中国革命开了一个新纪元”（7）。
在第一批国盟会员中，有我的叔祖父刘道一，并当选为书记干事，而我的祖父刘揆一却因对孙先生缺乏了解，而暂时没有入会。他是在刘道一牺牲后的1907年春，才决然加入同盟会的。
由于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初，成员来自全国各个地区不同的革命组织，如广东的“兴中会”、湖南的“华兴会”、浙江的“光复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等，各地省情和群众基础不同，会员素质觉悟有差异，即使是孙、黄之间，对具体的斗争策略与手段，包括武装起义的地点选择，也持不同看法。孙中山倾向于选两广，而黄兴则首选长江一带，特别是湖南、江西两省，如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主要是由黄兴策划的，这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由同盟会员担任领导人的武装起义。起义的主要依靠对象是会党和新军，而会党虽有自发的革命要求，但他们却“缺乏真正的革命觉悟”，是成分复杂，三教九流，什么人都能参加的“乌合之众”，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不服从调配也是他们致命的弱点，萍浏醴起义因为主要依靠这样的队伍，而先后遭到清军的镇压，消息泄露，刘道一也很快被捕，经严刑拷打后壮烈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8）。
作为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武装起义和第一位牺牲的的烈士，刘道一受到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隆重追悼，孙中山和黄兴均作挽诗悼念，高度评价了刘道一的牺牲精神。孙中山的挽诗是：“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残局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嘶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榄江流一奠公。”黄兴的挽诗是：“英雄无命哭刘郞，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两首诗的意境均悲壮而苍凉，但又充满对革命前途的豪情和展望，哀而不伤，不愧为悼诗的佳作。作为刘道一的亲属，我们为叔祖父牺牲后能得这样高的评价而自豪，刘道一如地下有知，也应死而无憾了。
萍浏醴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对同盟会的影响和震动是巨大的。紧接着在1907年，同盟会又发动了多次起义，但均告失败。这证明了清王朝虽腐朽黑暗，但仍有“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凶残和能量。相形之下，革命队伍力量尚薄弱而不足。失败的经验教训，对孙中山后来的建军思想（如建黄埔军校）应当是有重大影响的。
从1907年到1911年，这段时间内，孙中山和黄兴两位同盟会领导人，相继离开日本去外地筹备起义，所遗同盟会庶务先由宋教仁代理。至1907年3月，宋教仁又去东北运动“马贼”而辞职。从此，“东京同盟会本部庶务总干事，遂由刘揆一代理”，直到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长达4、5年之久，也就是说，刘揆一自1906年刘道一牺牲后，在国难家仇的双重压力下，“临危受命”，化悲愤为力量，不仅毅然加入同盟会，且担负起同盟会委托的重任（9）。
这段时期的刘揆一不负众望，在同盟会内处理了不少棘手的事务和内部矛盾纠纷，始终如一地维护孙中山先生的威望和同盟会的团结。他顾全大局，在复杂的环境中平复了两次倒孙风潮，调解了孙中山和黄兴之间因国旗事件产生的误解，处处表现出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情操，被党内誉为“革命的道德家”（10）。刘揆一为同盟会作出重要贡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刘揆一即从东京返沪，并与黄兴、宋教仁一起抵达汉口，驰赴武汉战场（任军事督察员），不久又奉黄兴之命回湖南“请兵援鄂”，先后动员四批援鄂湘军，共十六个营八千以上兵力到武汉，对稳定武汉战局巩固首义成果，起了重要作用（11）。
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年青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它的历史进步作用，使数千年封建帝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应看作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和历史转折点。辛亥革命使几千年封建专制根基正在分崩离析，虽然革命过程仍然艰巨漫长，但已让中国人看到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和光明，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道重要门槛，无疑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担当起清道夫的角色，为以后的革命运动提供经验和教训，这也是辛亥革命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