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的中国
辛亥革命网 2010-11-17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辛亥革命网 查看：
2006年8月25日至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北京联合主办了“191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主要围绕1910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思想、文化、边疆、民族、宗教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展示了1910年代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丰富多彩的各个侧面。具体内容如下：
一、关于1910年代中国的政治
朱宗震认为政治上年轻幼稚的革命党人，按照议会民主制的规则和原理，主观地判断形势，制订了错误的政策，最后导致自己的惨重失败。李朝津则以章士钊与戴季陶两人的言论为讨论对象，分析革命左右两派的不同路线。杨天宏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颇遭争议的政治口号分析后，认为它是章太炎为适应中国政制转型需要而提出的政治口号，企图以此将打江山的“革命党”改造成坐江山的“政党”。臧运祜认为各省约法基本符合了近代立法的规范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民意要求，追求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目标。廖大伟则以孙中山与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的关系作为论述线索，较为集中地展现了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民主政治的创试。汪朝光以黎元洪代表的总统府和段祺瑞代表的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为研究主题，讨论了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朱英认为民国时期议会并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加上议员自身素质的限制，致使议会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孙彩霞认为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与国民党稳健派、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在关于组织、领导护法政权等问题上各有打算，决定了军政府日后被改组的命运。王续添认为1910年代的中国，是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急剧转型的时期，新国家如何构建，新制度如何选择，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主题。陈廷湘探讨了1911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黄天华探讨当时的北京政府、四川及川边地方当局、西藏地方当局以及英印政府之间的互动博弈。李学智考察了北京政府时期国庆日的确定和国庆活动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与社会生活。杨天石介绍了现存蒋介石日记的整理、刊布情况。提出应将蒋介石研究从政治斗争转到学术领域，进行准确、科学、全面的评价。
二、关于1910年代的中国思想文化
姜义华认为孙中山无愧为努力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不仅是最积极的倡导者、鼓吹者、宣传者，而且是最真诚的实践者，身体力行者。石川祯浩认为李大钊的早期思想在很多方面直接受到茅原华山的影响，反映出自清末以来的中日文化交流一刻也没有断绝。吴炳守分析民初梁启超的政治路线，发掘出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左双文认为开启后来中国思想革命新时代的核心人物，当时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甚至是苍白贫乏的。章清则透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之间的互动，勾画出民初“思想界”的种种形态，检讨了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有怎样的特征。王奇生以《新青年》为视点，考察了新文化是如何被“运动”起来的，认为不同时空背景下的阅读方式、阅读心境与阅读感受之差异，多为研究者漠视。
三、关于1910年代的中国经济和社会
吴景平和邹晓昇认为传统会馆、公所向近代同业公会的变化过程，虽然是渐进的，但其方向却是明确的。森时彦从日本纺织业特别是对华棉纱出口的动向，认为日本出口棉纱的高支化，导致日中经济关系更大规模的结构性变化，促使日本纺织业对华战略从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森纪子从食用肉类市场主要是牛肉市场的角度，分析了1910年代在青岛的列强经济活动状况，讨论了围绕牛肉市场出现的各种矛盾和摩擦。
1910年代的社会变化为社会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主题。孙江认为土匪已成为地方社会重要的破坏力量，而维护地方治安的军阀政权，却和土匪集团形成了“同犯”关系，结果出现了“兵匪合流”的怪异现象。蔡朝晖认为五四时期上海已经形成了普遍的民族主义社会认同，商人通过登载涉及民族主义的广告，表达了自身的民族主义情绪。刘家峰以中国基督教会领袖诚静怡在1901-1920年间的经历为中心，叙述他早年的学习和工作，以及他从传教士助手成长为全国著名教会领袖的经历，认为1910年代在中国基督教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年代。胡成以1910年上海鼠疫流行期间的检疫和防疫为个案，探讨了华人社群与外人市政当局在合作中的反抗关系。许冠亭以《晨报》、《申报》所刊登的报道为中心，考察了国民外交协会与巴黎和会、五四运动之间的关系。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