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伟大的革命精神

　　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所谓“时务”，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历史的潮流，客观发展的趋势。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而且也只能根据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才能正确地领导群众，推动历史前进。因此洞察“时务”是一个革命家最重要的才能和最可贵的品质。孙中山先生就是善于洞察“时务”适应着历史发展而不断地进步的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经常说要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这证明他是深深体会到这个道理的。因而他的言论和主张常常走在人民的前面。

　　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是十分急剧的，多少人因为不能正确地认识客观形势而栽了跟头。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以前，许多爱国的维新志士希望学习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明治天皇的维新，要求自上而下的实行变法，这在当时是一种进步的思潮，维新派曾经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起过很大的启蒙作用，而被统治阶级看做洪水猛兽。维新派也曾有些人作过英勇的斗争，如谭嗣同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气概，尤其使人崇敬。但是戊戌变法失败以后，许多维新派起来反对革命，变成了不识时务的人。在一九○○年到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期间，许多热心的革命派，在推翻清朝和建立民国的号召下，英勇地投入了战斗，作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但是辛亥革命以后，不少人离开了革命。结果是某些曾经是维新的、革命的人被历史遗弃了。

　　孙中山先生的所以伟大，就在于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不倦地研究国内外情况，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根据历史的发展的特点而一步一步引导群众前进。孙中山先生光辉的不断前进的一生是每个革命家应当效法的榜样。

　　孙中山先生生在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高潮刚刚过去的时代。当时，反动逆流在增长，外国侵略势力深入到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各个领域。先进的爱国志士们忧虑着、思索着，他们希望在不推翻清朝政府的条件下把积弱受侮、民穷财团的中国改造为富强的中国。他们发起一个要求政治改革的运动，这个运动叫做“维新”。维新运动在揭露封建制度的黑暗腐败和传布西方民主思想起了极大的作用。经验中跳生早年曾经参加过这个进步的运动。

　　但是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战争立即惊醒了这个目光敏锐的青年志士，战争的失败更加暴露了清朝的昏瞆胡涂、腐朽无能。在这样的政权下，任何改革计划都是梦幻泡影，孙中山先生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他相信：前进着的历史巨轮一定会无情地碾碎清朝统治，于是他抛弃了当时流行的请愿上书的方式，在中日马关条约订立的几个月后，便在广州积极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是从一般的要求改革发展到举行武装起义，敢于“造反”，这是孙中山先生适应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第一步重要阶梯。虽然在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孙中山先生受尽了统治阶级的迫害和咒骂，但是历史进程证明：孙中山先生的道路是正确的，如果不推问清朝统治，中国的改革是无望的。经过一八九八年的戊戌变法和一九○○年的义和团运动，清朝的反对任何改革的顽固态度和丧权辱国，激起了人民的极大愤怒。同情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的人越来越多了。

　　一八九八年，菲律宾人民起义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因军械缺乏而求助于日本志士，孙中山先生适在日本也大力给以支持。虽然菲律宾人民革命没有成功，而孙中山先生帮助弱小民族求得解放的精神由此得到表现。

　　二十世纪初国内形势的变化给孙中山先生提出了新的课题。群众广泛地革命化了，但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还很弱小、还很分散，君主立宪派在群众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仍旧有相当大的影响。为要推翻清朝统治就必须把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组织起来，必须把立宪派影响下的群众争取过来。一九○五年孙中山先生从欧洲到了日本东京，及时地解决了这个任务，他以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作为基础，组成了“中国同盟会”，把具备各种反清思想的团体和个人容纳在这个组织里。同盟会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个纲领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反对清朝统治是中国人民在明朝灭亡以后二百多年没有忘记过的要求，但是那时主张推翻清朝统治的人都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者又不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孙中山先生用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来号召推翻清朝统治，不但符合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而且符合一切有反清传统和当时其他对政治不满的人们的要求。这个纲领反映了中国民族的觉醒，并把人民群众大量地吸引到革命的旗帜下来。

　　从孙中山先生的纲领中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停留在反清和建立共和国上，因为建立共和国，在东方是理想，在西方早已是事实。西方的事实表明共和国并不是一个完善无缺的制度，相反，由于当时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内部矛盾的深刻化，社会主义革命潮流的高涨，已使西方的共和国面临着危机，世界历史发展的这个趋势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警惕。他认识到：要挽救中国，仅仅政治革命是不够的，还需要社会革命，所以提出要避免贫富不均的“平均地权”口号。虽然只有“平均地权”并不能真正避免贫富不均，恰恰相反，这个口号正是“最纯粹的，高度彻底的理想上完满的资本主义”。因为平均地权的办法只能是铲除农业中的封建落后关系而使资本主义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个口号并没有超过资产阶级革命的范围。可是，这个口号的提出，表明了在世界历史潮流的影响下，孙中山先生主观上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和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他常常把《礼记》里面《礼运篇》的大同思想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作为他的民生主义的根据。明确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的提出，这是孙中山先生适应历史发展而不断前进的第二步重要阶梯。而他对于社会主义的同情是后来孙中山陷入困难的时候，推动他转向社会主义国家去寻找支援力量，并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