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香港澳门的不解之缘(3)
辛亥革命网 2011-10-08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孙重贵 查看：
三
孙中山在1892年7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后，立即应邀往澳门悬壶济世，受聘于镜湖医院新设的西医局首任义务医席，成为澳门的第一位华人西医，开创了澳门华人西医先河。孙中山曾自述说：“自中国有医局以来，其主事之富绅对于西医从来未尝为正式之提倡，有之，自澳门始。予既任事于医局，求治者颇众，而尤以外科为繁。”在澳门行医期间，孙中山先后向镜湖医院借款银两笔共逾三千两，用于在澳门草堆街80号开
办“中西药局”和赠医赠药。澳门华人对孙中山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时有好几位澳门的知名华人作担保和知见人。
孙中山在澳门接着租用了议事亭前地14号为他的诊室和住所，挂牌为“孙医馆”。由于孙中山医术高明，在澳门口碑载道，陈少白曾回忆：“不满两三个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就诊者户限为穿。”澳门的《镜海丛报》和葡文周报《澳门回声》，都刊登了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消息，登载了孙中山治愈的六个病例，盛赞其医术“均各奏效神速，莫不应手回春。”澳门的知名人士卢焯之、陈席儒、吴节微、宋子衡、何穗田、曹子基等联名在报章上刊登《春满镜湖》广告，介绍“大国手孙逸仙先生”，表彰其高超医术和崇高医德。
孙中山在澳门行医虽有出色成就，但他并不满足于做一个治病良医， 在澳门的岁月里，孙中山深感“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国难未已，医病不如医人，医人不如医国。”他更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疾苦，和一批有爱国思想的新朋友，经常唔谈时政，探索救国道路。从这时起，他每天用大量时间致力于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孙中山后来决心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于“医国事业”，即所谓“籍医术为入世之媒，行革命为之实”。 20年后，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演说，回忆澳门的行医岁月时说：“医术救人，所济有限，其它慈善亦然。若夫最大权力者，无如政治。政治之势力，可为大善，亦能为大恶，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必不可，而革命思潮遂时时涌现于心中。”
1893年9月26日，《镜海丛报》刊登了一则“声明告白”，这是孙中山在澳门行医的最后记载：“启者，本医生省有事，所有中西药局事务，统交陈孔屏兄代理一切，出入银两借汇兑等件陈孔屏兄签名即算为实，别无异言。光绪19年8月16日，孙逸仙谨启。” 从1892年9月孙中山受聘镜湖医院起，到这则“声明”发表之日，孙中山在澳门行医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他虽被澳葡当局排挤而遗憾地离开澳门转至广州设立“东西药局”，但却在澳门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并打下了革命基础。
孙中山于1893年底断然弃医，回故乡翠亨村的家里，草拟《上李鸿章书》，条陈变法自强的主张，再到澳门请郑观应写信推荐。孙中山当时对清政府还存在一些幻想，认为当时掌握军政和外交大权的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是清政府中较识时务的重臣，如他能听取意见，清政府可能会接受谏言而改良，也许有希望挽救中国。同年6月，孙中山与陆皓东由澳门经上海到天津向李鸿章上书。这封万言书，陈述了他经过多年酝酿的救国大计，提出改革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尽其流。”可惜未能为李鸿章所采纳。
孙中山上书的失败，使他懂得了上书请愿等和平改良方法是行不通的，必须用根本变革代替局部的改良。加上当时中日甲午海战爆发，清政府惨败，国家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这时认识到“和平方法，无可复施。”也使他“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只有革命才是解救中国危机的唯一出路，因而丢掉幻想，积极筹建革命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