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孙女陈家益在中华大学百年校庆上的讲话

尊敬的马敏书记、黄晓玫副校长、秦锋主席，及中华大学百年组委会全体工作人员：

各位中华大学校友和辛亥革命志士及中华大学前贤的后裔们：

　　今天，我怀着非常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与大家欢聚一堂，共同出席中华大学一百周年校庆。

　　首先感谢华中师范大学领导暨各位工作人员为举办这次庆祝活动所做的大量筹备工作，自从1984年9月2日开始，在武昌洪山礼堂，华中师范大学领衔华中师范学院、武汉大学、武汉师范学院三所大学联台发表《纪念教育家陈时先生》的重要讲话之后，中华大学作为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得到华中师范大学历届领导的高度重视。从中华大学校友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成立，直到今天，举行的多次活动都是在校领导的亲切关怀下进行的。28年来，我作为这一进程的参与者，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同时，感谢中华大学的校友们，多年来，一如既往地参加校友会的各项活动，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依然情系母校，心系中华，克服各种困难，出席今天的盛典。

    　还要感谢辛亥元勋志士和中华大学师长前贤的后裔们，我们大家以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为契机，为了缅怀辛亥先烈、志士的业迹，奔走于武汉三二镇乃至襄阳的纪念园地。这次中华大学100周年校庆也得到了大家的支持和参与，在此，我谨以陈时亲属的名义向各位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今天，当我们共同庆赞中华大学100周年华诞，缅怀先辈业绩的时候，它使我们想起了100年前的5月13日，一所以“中华”二字命名的学校诞生在首义之区；也就存这一天，一个年仅21岁的青年人登上了他的人生舞台，开始实现他“我要办大学”的梦想，他就是开创了中华大学四十年历史的陈时先生。

    　陈时早年留学日本，目睹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各项事业突飞猛进，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受益于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于是决心回国后兴学办校，一教育振兴中华；留学期间受到孙中山等先进人物的影响，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1911年春季学成归国，秋天参加了辛亥革命，并借此革故鼎新之机，创办私立中华大学。所以说，中华大学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也是继承中国孔子私学传统，融汇欧美、日本兴办现代私立大学方法的产物。

    　中华大学首创了学科齐全、学制完备、包台大、中、小学、专修科、女子部在内的现代私立大学，四十年来，中华大学为二万八千多学子提供了学习和深造的机会，为社会培养了各个层次的人才，造就了民国时期本地区最大的知识群体。

    　他们在这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也学习体现西方文明成果的各种知识。比如文科学生要学习经学课和文学课，也要学习包含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的哲学课：法科学生要学宪法、刑法、民法、英法、德法等二十四门课程：商科学生要学商业各论、商业道德、商法、会计学、统计学、保险学等三十门课程。恽代英、余家菊、陈啟天等各科学生就是吸吮这些知识的乳汁成长的。

   　 现在，我讲一殴有关国学的趣闻，被称为章黄学派的黄侃，自1922年起，直到1925年，一直存中华大学执教，1925年9月，章太炎到武汉访问，然后，与黄侃、陈时一起到岳阳，受到吴佩孚的盛情接待，此后，章太炎去了长沙，黄侃和陈时共游岳阳楼一同诗词唱和后回到了武汉，10月，章太炎经过武汉回江苏途中，在中华大学讲学，出于他一口江浙口音，由黄侃用湖北话做翻译，成为讲学史上的一段佳话，掘史料记载，10月22日，陈时与中文系学生在奥略楼宴请章太炎和黄侃，当时在中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会，并推举章太炎为会长。今天，我们把黄侃先生的孙女儿黄曾澍女士请到了会场。

    　在这里，广火师型迎着新时代民主科学所谓“德”“赛”先生的旭日春风，开启了武汉新文化运动的大幕。1915年5月，陈时编辑创刊的《光华学报》，就是一份集传统、现代、科学、技术、工业、交通、历史、地理、体育运动等多方面知识的大型综合性学术刊物，她不仅是近代湖北地区的大学创办最早的杂志，而且在时间上也早于1915年9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第一期《光华学报》有第一任教务长刘凤章写的“伦理学当以孔教为基础”，也有长期担任文学院长的邹昌炽写的英文论文。还有恽代英、陈啟天、洗震等学生写作的“新无神论”、“光华学报小序”、诗文及梁绍文编辑的“世界消息”；陈时本人也撰写了发刊词，发表了两篇译文和一首诗作。遄憾的是《光华学报》5月出版，6月就遭到警察厅的封禁，理由是“研究学术、导扬国光”的宗目不合“报律”，陈时虽然据理抗争，警察厅居然以“多讥时政”、“妨害邦交”与“定名不合”坚持封杀。中华大学当时所处外部环境的险恶可见一斑。但更有甚者是四十年间，国内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国际上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存这样的环境中办学，其艰难程度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在这里，广大师生高举反帝爱国的大旗，在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一二九等学生运动中，不仅率先响应，而且成为勇立潮头的中流砥柱。

   　 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陈时留日时的旧友，当时的日本政要劝他留在武汉办学，他拒绝了这些人的诱惑，在武汉沦陷前夕举校西迁重庆，在“粮道街无粮，米市街无米”的艰苦环境下，与严士佳、邹昌炽、成序庠、鲁济恒等老师强撑苦斗。在无法渡过难关的窘景中，甚至将从武昌带到重庆去的两本“大英百科全书”中较新的一套，经过董事长同意，卖给了当时在重庆的英国驻华大使馆，以解燃眉之急，可见当时的困难程度到了何种地步。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大学迁回武昌原址，陈时和中华大学的师生们开始第三次重建中华大学的努力。接着迎来了全国解放，陈时将他经营了四十年的中华大学交给了人民政府。

    　改革开放以后，陈时生平和中华大学历史重新展现存世人眼前，当中华大学四十年历史被论定为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史的一部分时，我想到了《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校友对我讲的一段话，他关切地问我；他曾就读的中华大学中文系后来合并到哪里了？并且说他在文学界的那些朋友们都找到了自己的母校，我当即告诉他，中华大学中文系全部合并到华中师范大学，他高兴地说：“那我就是华中师范大学的校友了，我总算找到家了。”他感谢母校对他的培养教育，特别对鲁济恒老师深情无限，铭记难忘。

    　陈时作为一个教育家和社会活动象，他散为天下先、艰苦卓绝的精神，以及中华四十年的辉煌史迹不是我一个简单的发言所能概括的。

   　再次对大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