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星壑传(2)

　　然而，邹平并非世外桃源。就在栾星壑担任邹平县知事的一年里，全国政局一直处于大动荡、大变化之中。从宋教仁被刺身亡开始，历经二次革命的兴起和失败；国民党被取缔和国会被解散；到废止《临时约法》和《公布大总统法》，袁世凯假共和真复辟的面目暴露无遗，其迫害、屠杀前同盟会员的手段，也由秘密转向公开。在这样的形势下，曾经在辛亥年树过独立旗帜的栾星壑，也就在劫难逃了。

　　1914年夏，当栾星壑一如既往地忙于县事而决心作出新的政绩时，接到了即调省城应考的命令。堂而皇之的理由是“东人治东土须回避”，实际上，栾氏卸任抵济南，即被囚禁于杆石桥监狱。对“磊落胸怀众许看”的革命家，自是怒从五内起，火由双目出，仅仅一夜之间，栾星壑骤然失去左目之明。审讯中，他大义凛然，并以无可辩驳的理由同某当权大人物针锋相对，得到的却是：此人不可化，其志不可夺的结论，从而名列死囚单。后来，因某人士主动说情，才使栾星壑暂时不死，却成了被软禁的人物，被闲置二年。不过，被闲置的二年，也正是栾星壑同当局进行斗争的二年。他置身家性命于不顾，竟约同志六人，创办了一份秘密的反袁报纸。除了赞成护法护国之外，对前同盟友人如参加筹安会、鼓吹君主立宪的胡瑛等人，也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

　　1916年秋，因袁世凯已死，栾星壑奉调进京以解决悬而未决的遗案。当时，他相信即将获得再为民国效力的机会，孰料，在等待的几个月中，连一家三口（时生有长女）的生活费用都要靠写写画画筹措，而结局是被遣戍吉林省宁安县之宁古塔，降职担任宁安县司法官兼二十一旅军法处长。唯有此时，栾星壑方才明白：黎元洪、段琪瑞之流，同袁世凯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从邹平到宁古塔，实际反映各派军阀对真正革命者的清洗。现实是：堂堂国民政府，竟一依前朝之惯例，把他作为高级囚犯，发配到了边陲流放地。在抗拒不可能，情知也难以如期开脱的情况下，栾星壑只能为出生在宁古塔的儿子命名“承洗”，来表示对遭际的忿怒，发出无声的抗议。

　　一个时期后，栾星壑发现宁古塔这地方，有从全国许多地方流放来的政治犯，其中有清朝的，有民国的，不一而足，构成了一个真正的人间地狱。作为司法官，他每到一地，不由不发出“砸冤狱”的呼声，去为各式各样的”罪犯”鸣不平。此举，免不了同上峰之间顶顶撞撞，成事维艰。是以回到家里常常双眉紧蹙，回答妻子的问话也是没头没脑的几个字：“我栾星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一次，某监狱被打开，致使犯人上堂闹事。栾氏赖亲随之保护而无恙。但他想：司法官本人不也是当局的罪犯嘛？此中直曲，人们如何考虑得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栾星壑把“衔泥虽苦燕无功”的经历同时局一一对照，悟出民主革命不是胜利而是失败了的现实，萌发了再次革命的信念。特别从俄国十月革命后，栾星壑通过当地的俄国侨民，接触了列宁、苏维埃等新事物，以为俄国革命的经验，的确是启迪中国革命党人的法宝。这才在致孙中山先生的两封信（由日本友人转）中，写下了以俄为师的内容。只可惜关隘重重，路程遥遥，孙中山先生接到这些信与否，迄今也还是个谜。倒是栾星壑这位身处逆境的志士，在宁安一带相继交了一批俄国朋友，并把他们中的某几个带回家中叙谈。事后向妻子解释说：“外国人也不都是坏人啊”，“列宁，就是一个大好人”。为了实践“耕者有其田”，栾星壑曾出资购买到一大块廉价的土地，并无偿地从家乡招来农民种植。直至雨后土地泛碱，作物无收，他才发现是自己做了一件大傻事。赔了买地钱，还得筹集路费送招来的农民返回胶东。

　　整整5年，栾星壑在宁古塔的一举一动，显然不是知罪认罪，相反，同上峰之间的矛盾则与日俱增。这才以丁母忧为名（实际他母亲早已故去），作出了辞职的抉择。同他那名叫“承洗”的儿子生于宁安，又夭于宁安一样，栾星壑终于结束了流放地的生活，回济南隐居，时在1922年。

　　当时，南北对峙的形势已经形成，由于孙中山先生担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后称总统）和“北伐”口号的提出，使栾星壑精神一振，等待一个时期后，便采取了主动寻找同志，积极参与的行动。遗憾的是，栾氏身无充足的盘缠，远行谈何容易？其第一次南下，偕友人某君仅达湖北而不得不返回。甚至在囊中空无一文，而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两人只好到农民地里摘青豆吃。

　　1925年春，当栾星壑第二次南下一无所获，却在火车上听到孙中山先生已在北京的消息时，遂改道直趋北京。出乎他意料的是：一因孙先生病重入院不得见，二因当局监视，不得不立即从津沽乘船回胶东避难。同电召回栖霞的妻子会合后，曾在亡友徐镜心的家乡隐身数月之久。在那里，他面对滔滔渤海，自是心潮澎湃，相继写出许多忧伤的诗句，作出许多张寄托心绪的画幅。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使他失去了精神依托，面对各派军阀的争斗和国民党内右派的出现，栾星壑陷入茫然不可自解的境地。至1927年夏，因张作霖大肆捕杀左派，栾星壑再次由济南仓促逃回栖霞避难，疲病交加。

　　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并占有全国后，栾星壑目睹当局所做所为，同自己理想中的政权似乎大有距离，这才感到彻底失望。此前，他寄希望于北伐，曾给小女命名“军官”，此刻，“军官”已于逃难中离他而丧，北伐也成了过眼烟云。这才强忍忧思，借为1928年出生的女儿作画题诗的机会，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七绝：

　　“买得鳜鱼酢美酒，折将蕉叶题新诗，待侬饮个酩酊醉，醉到人间大同时。”

　　不言而喻，这醉梦中的大同世界并非现实，而是渺茫的。至少是在栾星壑尚在人世的时候无法实现。

　　1929年初，经济上的拮据，使栾星壑不得不离开又有身孕的妻子，带病远去东北谋事。孰料至则不起，仅仅维持到12月19日。在夫人扶持他登上从洮南南去的火车之先暴亡。计从1905年起至1929年止，2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栾星壑是心忧天下，却报国无门，终饮恨而去，给后世留下一个不断奋斗、死而后已的形象。他的留别邹平诗有句云：“圆角模棱匏一官，折腰五斗只应难。清幽山水余亲领，磊落襟怀众许看。人不阿私随处好，事无羁绊此身宽，和光浑俗从来惯，得失何须与世拚”。看来，正是他一腔磊落，一味无私，才使他一生坎坷，得不到世俗的宽容。其遭际之不幸，令天人悲愤。

　　军、政之外，栾星壑可谓一个具有诗、书、画多项技艺的全才。曾有诗集四函，毁于“文化大革命”；指画更称佳绝，获得过日本指画研究会一等银牌奖。在理论上，他主张“先器识而后文艺”，非不知世人“誉合毁离，嗜酸恶碱”之可恶，盖知“悄然以思，旷然以放”之可贵。对当时社会文学界一味贬低所谓陈腐文字，竟趋章、梁、林、蔡之风，也毫不客气地进行了批评。

　　栾星壑之遗孀刘哲枢女士，出身贫苦农民家庭，不曾入过学校。但她从33岁失去丈夫到91岁逝世，一直以栾星壑的爱国精神为支柱，以培养好子女为己任。节操可范，爱憎分明。对于最后一个儿子（父子还未得见面）的天亡，她悲痛欲绝，以为有负丈夫的寄托。仅靠理智，使她终于把两个女儿——芷果（现名青萍）和芙果培育成对新中国有用的人才。一个是医师，一个是教师，近年都光荣退休。

　　对国家来说，不幸的是栾星壑所遗诗文稿、辛亥烈士名册、孙中山特赐军服等一系列文物的失落，使今日之文史工作者无法考知一代志士的全部经历，有损于栾星壑所作历史性贡献之表彰，至为遗憾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