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骧与重九之役(2)

　　詹秉忠《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叙述黄毓英冒险去会见新军第三十七协统领蔡锷，阐述革命的主张，游说他与同盟会协作，蔡锷接受了黄毓英的意见，答应机会到了就干。蔡锷写的《黄武毅公墓志铭》也说：“叩以所自，乃述其奔走缅、越各事不少讳，益心许其为人”【两篇文章载于《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281页和第174页】。

蔡锷（松坡））

　　马幼伯与杜寒甫宣传发动社会面的群众力量。“以三迤总会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利用当时清政府丧权辱国，人民要求收回利权的形势，以三迤总会的名义张贴广告，进行宣传活动，或举行集会作宣传讲演。集会时间都在星期日，地点或在黄河巷纸行会馆，或在龙井街两湖会馆及两粤会馆”【孙天霖《辛亥革命前云南的学生运动点滴》，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60页】。他们大力宣传革命思想，在民众中起到很大的启蒙作用。留日回滇的同盟会员杨大铸（字用之）、黄嘉梁（均大理人）、王九龄（字竹村，云龙人）、王湘（字幼三，富民人）等人也与三迤总会密切联系，三迆总会的会长是黄毓英的父亲黄德润(字玉田）。

　　云南讲武堂学生长期受到同盟会影响，一个个青年人焕发出反封建的革命热情。讲武堂两年中造就了800多名带兵官进入新军，成了秘密的革命骨干。

　　张大义《辛亥年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记载1911年（宣统三年）的活动：“同年回滇同志黄毓英、杜钟琦、钱恒生、邓泰中、董鸿勛、蒋光亮、马骧、田钟谷，在滇军中下级干部工作甚力，每日约兵士七八人，或十余人，轮流演讲革命主义，不到半年，中下级干部与兵士主张成为一致”【张大义《辛亥年同盟会云南分部之成立及其活动》，台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二册《各省光复》上，第292页】。这名单中的人，大部分是从滇西回到省城昆明的。

台北，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年文献第二编第二册292页

　　杨蓁的妻子李时珍《回忆辛亥革命》记叙：“我大哥李应恒在云南优级师范学堂肄业时，参加同盟会在昆明的支部。时常往来的同志有杨蓁（杨蓁后来在1913年和我结婚）等，后来又有董鸿勋（字干臣）、马幼伯、杜寒甫、张佐臣等。……为了经常联系革命工作，马幼伯和杜寒甫租了我家的一间耳房住下。同盟会员们会议愈频了，每次会议，先由一人在耳房门口伸首观望一周，认为妥善后，才关起门来，低语密谈。因为我是少女，街邻及满清警探，不致怀疑我是革命党人，所以由我担任院门警戒，应付意外的来人。朱德曾来参加密谈。参加会谈人数较多时，以大伙凑钱买黄鳝打牙祭为名，掩护革命活动”【李时珍《回忆辛亥革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第143页】。

　　马幼伯他们在加紧联络会党和军内外的武装力量。

　　“迨四川路潮发生，军界同志跃跃欲动，当推定各标、营之负责人如左，准备举事。

　　（一）步队第七十三标 排长 黄毓英

　　（二）步队第七十四标 排长 邓泰中

　　（三）步队第七十五标 吴传声

　　（四）步队第七十六标 张文光

　　（五）炮标第一营 杨蓁

　　（六）炮标第二营 管带 刘云峰

　　（七）炮标第三营 管带 范石生

　　(八)机关枪营 管带 李凤楼”【《开国战史》（上），台北，史政局编纂，1976年正中书局印行，第197页】。

　　马骧曾在家信中写道：“倡联革命，弟等之所知也，厥后满吏严缉，四方奔走，几为所禽者六次，惊惧中仍随处运动，志不稍馁，其谋腾永顺康，各司地将举，复败不止一次。弟等所不知，亦所不闻。盖专制时代我辈行事秘密，事成则见，不成则隐。昨秋从军，举滇寻闻，各省亦以次恢复”【注：见马骧烈士遗稿第三册，1916年6月初1日马骧写给弟弟马文仲马冠季的家信】。

1916年6月1日马骧家书

　　经过同盟会长期的发动和组织，讲武堂学生300余人瞅准机会意起革命，欲于阴历8月20日（公元1911年10月11日）特别班百人毕业，云贵总督李经羲到堂行毕业式，发给文凭时即行刺杀，共同举事。此计划被唐继尧、沈汪度知道了，反映给营管带谢汝翼。谢汝翼表示反对意见：“以时机未到，如以少数人骤行之必至失败，极力阻止之”【谢幼臣：《光复滇省事略》，载《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一辑第60页】，于是唐继尧沈汪度就极力压制学生。错过了这次起义时机是非常可惜的，云南官吏当时还没有紧急应对革命起义的具体措施。

　　辛亥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昆明，昆明不久就加强了防备力量：“此时总督署卫队已增至一千余人，并调机关枪两连入督署构筑工事，作严密保卫，统制衙门除照例轮流调兵一连当卫兵外，又调兵两连入城驻五华山，戒备森【祝鸿基遗稿《陆军第十九镇及云南讲武堂对云南辛亥革命的关系》，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第143页】。失去了的起义机会不再回来，敌人加强了这些力量后，导致重九起义时起义军打仗很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