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死不渝的革命先驱杨殷(2)

　　1926年春，他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区委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坚持原则，党性强，作风好，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尊重。北伐战争前，党又派他到铁路部门去开展工人运动。为了组织工人力量，在他的积极倡导下，成立了粤汉铁路总工会，他担任工会的顾问，并亲自领导了铁路工会的斗争。为了防止敌对分子的破坏，他还在工会内部建立了纠察队，坚决同消灭工会的土匪武装等进行斗争，既维护了工会和铁路的安全，又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

　　广州起义的有力指导者

　　八七会议之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广东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但当时南方局多数成员正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难以开展工作，所以中央指示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成临时南方局，负责广东、广西、闽南等省区的工作。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失利后，于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召开了联席会议，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将全省的工农武装改称“工农革命军”，明确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改组了中共广东省委，由张太雷任书记，杨殷任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杨殷在这次会议还被推选为由6人组成的中央南方局委员，并担任南方局下设的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7年11月下旬，广东省委由香港迁回广州，筹划广州起义。杨殷参加了领导广州起义的工作。在叶挺同志到来之前，他协助进行军事技术的指导和制定起义的行动计划。起义发动前，他曾赴琼崖地区宣传鼓动群众，联络组织革命力量。他与周文雍等同志把广州分散的铁路等行业的秘密工人武装统一组编为工人赤卫队，并负责指挥西路起义军的行动。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杨殷率领敢死队员数十人配合教导团一个营冲向沙河敌炮兵团驻地。他作战勇敢，指挥灵活，敌人很快就投降了。与此同时，其他起义武装也歼灭了敌人步兵团、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占领了广州市公安局，并在那里宣布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杨殷被任命为人民肃反委员。他除了协助张太雷部署指挥战斗外，还兼任西路军作战指挥，同时肩负着肃清反革命的重任。起义第二天，张太雷同志不幸牺牲。杨殷临危受命，继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继续领导起义部队进行战斗。为掩护主力撤退，杨殷率领部分武装同敌人展开流血搏斗，逐街争夺。当敌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市内时，他和几十个人被包围在革命政府内，他指挥武装在楼顶、门角、大门口，坚持奋战，阻击敌人。考虑到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已经完成时，他才和剩余的同志们一起冲破敌人重重包围。

　　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等广州起义的领导人均受到处分，虽然不同意这一处分，但他不为个人申辩，仍像过去一样积极为党工作。他曾对自己的亲人说：“由于广州起义没有获得胜利，广州苏维埃政府被敌人破坏了。我受到撤职处分，但是，我对革命事业还是忠心耿耿的，今后仍像过去那样积极工作，绝不垂头丧气。”他鼓励同志们要“更努力为准备我们的力量，为死难的工友、农友、士兵报仇，为先烈遗留给我们的苏维埃而奋斗！”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广州起义后，杨殷率领少数同志转移到农村。后来又到海陆丰，同彭湃等人一起巩固和发展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开展东江各县的游击战争和土地革命运动。海陆丰革命政权失败后，他又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先后到香港、山东、安徽、上海等地工作。

　　重视运用情报工作配合革命斗争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不幸遭歹徒行刺身亡。面对敌人的疯狂反革命活动，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嘱杨殷要加强情报工作。杨殷利用任广州市公安局顾问之便，从海员中挑选一批中共党员，安插到市公安局和国民党政府机关，做搜集情报和保护左派人士工作。从省港罢工工人中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工人，在省港澳各地建立了情报站，并派人打入广州卫戍司令部谍报科，为党收集情报。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会议期间，国民党右派策划暗杀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破坏国共合作。中共广东区委派杨殷同志负责大会保卫工作。他选调政治可靠、受过军事和武术训练的工农骨干组成特别保卫大队，并亲自担任大队长，不分昼夜加强安全保卫，保证了大会的顺利举行。在省港大罢工中，一批流氓打手受国民党右派指使，制造事端，嫁祸于罢工工人。杨殷同志迅速派人调查了解事情真相，带领工人武装纠察队准确有力地打击了这一破坏行径，为省港大罢工坚持16个月之久的斗争提供了安全保障。

　　1927年5月，杨殷兼任中共广东省委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主席，会址设在澳门。他不顾个人安危，常常化装秘密来往于广州、香港、澳门、粤东等地，指导军事斗争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愈加严重，革命活动也愈加困难，杨殷便想到了让不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年仅12岁的女儿杨爱兰来传递情报。那时，一到周末，小爱兰就手提藤笈往返于粤港澳之间。杨殷叮嘱她，就跟着前面的叔叔，但不要跟太紧，机敏的小爱兰就不远不近地跟着前面的“叔叔”，左转右拐，乘船、坐车，每次都圆满完成任务，从未引起敌人的怀疑。其实，为了不让小爱兰害怕，杨殷并没有跟她讲明原委，但小爱兰隐约觉得不是简单地串门。因为每次到了工作站，就会有叔叔拿过她的书包说：“阿兰看看你的成绩怎么样？”而回到广州，又有叔叔翻看她的作业本，爱兰无意中看到过叔叔把作业本拿到火上烤。其实作业本中有用米汤写的情报，拿在火上一烤，字就显现出来。杨殷也常常亲自携带情报、秘密文件、手枪的夹层箱来往于澳门、香港等地。他预先安排在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工作的黎胜等共产党员，于起义前配合营救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周文雍同志出狱的行动。起义开始后他们又智取岗哨、开监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28年夏，杨殷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他有针对性地指出：“中国革命政权问题，必定要看重军事势力”，政权问题的解决，“军事成分占90%。而解决土地问题，又要求政权问题的解决”。这些思想，深刻揭示了军事工作对政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上，杨殷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候补常委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参与负责党的军事工作。杨殷此时已经进入了中央领导集体，肩负起了领导艰巨的全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历史重任。

　　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下，他与周恩来等同志一起，研究策划部署各地的武装斗争和红军的各项工作，参与组织派遣干部到各地开展武装斗争，先后向张云逸、徐向前等同志面授中央关于开展兵运、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决定。他亲自到山东、安徽、江苏等地，指导农村游击战争和城镇武装斗争。1929年6月，中共中央军事部、中共中央组织部派邓小平、张云逸、徐向前等同志分别到广西和鄂东北地区，加强红军领导和进行根据地创建工作。党的六大以后，农村根据地加快创建，武装斗争卓有成效，杨殷对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其间，杨殷对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和创建根据地的斗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支持。他多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有关红四军问题时发表意见，并协助周恩来同志把红四军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向其他根据地推广，为中国工农红军的建设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1929年初，杨殷同志参与领导中央军事部起草关于党员军事化的通告，经周恩来同志修改后下发。这个通告强调军事工作对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地党组织开始实行有系统的军事政治组织和军事技术的工作。同年夏，为了加强对军事技术工作的指导，党中央成立了由杨殷、周恩来及军事技术人员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杨殷任书记。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军事会议上，他与各地红军负责干部讨论研究红军的性质、发展方向、游击策略和组织机构等问题，并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会议的情况。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杨殷和周恩来等人还在上海主持举办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培训红军急需的军事干部和政工干部，并建立了党中央同各省和各根据地的交通联络网。

　　1929年8月24日，杨殷与彭湃等四位革命者因叛徒告密在上海被捕。杨殷等知道敌人不会放过他们，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宣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以前，我们努力做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信中无处不在表现共产党员至死不渝的理想信念。30日，杨殷等人被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刑场。就义前，年仅37岁的他大义凛然地笑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注释：

　　[1]郭昉凌：《杨殷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

　　[2]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合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页。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下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版，第841—844页。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