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奉献 致力为公——略记陈演生（5）(2)

　　1932年1月28日，以陈炯明旧部、粤军班底组建的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蒋光鼐将军等致公党人的指挥下，与日寇展开抗日战争以来的第一场大会战。用生命与热血发出气贯长虹的民族吼声。一洗国民党政府四个月来不抵抗的耻辱。致公党中央立即“勉励侨胞，捐资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伍，以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陈演生作为秘书长，操持了繁重的具体工作。

　　1933年9月23日，陈炯明逝世。对陈演生来说，无异天坠地陷。他泣輓辞：“鸿门失一玦，仁厚反以招尤，遂令成败论人，盖世英才输沛季；坡岭缔同盟，始终相期革命，自兹沦亡孰救，千秋遗恨并文山”。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陈演生主持召开致公党总部紧急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干事会，实行集体领导。陈演生任中央干事会秘书长，实际上主持了致公党总部的日常事务。中国致公党继承陈炯明的遗志，率领全党投身将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继续募捐筹款，转送全国各地的抗日军民，以及护送华侨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1933年11月，致公党人陈铭枢、蒋光鼐和李济深、蔡廷锴等联合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任主席，拒绝“剿共”，反蒋抗日。陈演生派来送去数万元经费。

　　1936年下半年。致公党在广州设办事处，对外称“华南米业公司”，陈演生指派马育航任经理。1937年初，马育航赴上海建立致公党联络处。“7·7泸沟桥事变”，马育航因坚持反蒋，呼吁抗日，在寓所门口遭歹徒开枪暗杀，终年56岁。1938年7-8月间，灵柩运回海丰安葬。

　　陈炯明、马育航逝世后，陈演生义不容辞，“汉生隆”每月定期各给两家付去300元的生活费，不间断的资助他们的子女完成学业。

　　1937年“7·7泸沟桥事变”后，陈演生多方筹集经费，交钟秀南支助“海陆丰旅港同胞回乡服务团”回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8年，陈演生派钟秀南回海丰担任“海丰抗日救国统率委员会”主任，组织抗日自卫大队。

　　1941年12月，日本占领香港，致公党总部无法公开正常开展活动，陈演生以及在港致公党人以秘密联络的方式，号召海内外各总支、支（分）部各自为战。以陈炯明的精神为职志，续写新的辉煌。

　　1942年3月，陈演生派钟秀南等帮助何香凝、柳亚子等进步人士安全离港在海丰马宫码头登陆，再由中共海丰地下党护送到粤北。陈演生承担全部费用。

　　1943年海丰大饥荒，致公党派钟秀南回海丰成立垦殖公司，组织乡民垦荒自救。陈演生出资购买种子。

　　抗战期间，“汉生隆”不仅成了中国致公党总部的秘密办公地点，而目成了致公党总部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

　　在中华民族14年（1931-1945年）抗战的艰苦历程中，陈演生牢记陈炯明“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的遗训，率领致公党倾尽全力，前赴后继，坚持不懈地为国家、民族、人民鞠躬尽瘁。除陆续派遣华侨青年上前线外，捐赠的款项源源不绝，据不完全统计，致公党南洋一带的各支（分）部汇回的抗日捐款达7亿元，美洲一带近3亿元。致公党美洲总支部司徒美堂等领导人又以个人名义共捐赠5400万美元。1937年7月-1940年10月3年间，中国致公党共捐献飞机217架，并输送了大批空军人才。在中华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强盗的辉煌历史中，写下了悲壮的篇章。

　　1945年底，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接近未声。陈演生、钟杰臣、严锡煊以及在港致公党人等以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据点，成立党务整理委员会，并着手起草党纲党章及其文件，以确立党的新宗旨，以适应新的形势。他们陆续与南洋、美洲各地以及国内的总支、分支组织取得联系，要求重新登记党员，为恢复中央总部的工作进行不懈努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政局是按照中共的主张，和平统一中国，成立联合政府，还是由国民党一统天下？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中国致公党也经历了建党以来最严峻的考验，面临分裂乃至亡党的危险。

　　由于致公党各地原有领袖人物发生变化以及致公党恢复中央总部的工作中受到经济、人员等条件的制约；由于国民党军队在“7·7事变”后抗击日寇的不朽辉煌，在海外炎黄子孙中有口皆碑。中统（cc派）抢先一步，1946年7月26日，在上海召开中国洪门全球恳亲大会， 8月1日，公然宣布改中国致公党为“中国民治党”，选举司徒美堂为民治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面对这种赤裸裸的分裂活动，陈演生与在港致公党人奋起针锋相对，严锡煊无惧国民党特务的暗杀以及港英当局的禁令，毫不犹豫的将自己的寓所作为致公党办事处，公开在门口挂上中国致公党的牌匾。

　　陈演生四处疾呼，甚至发誓，就算国民党将所有的致公党人斩尽杀绝，只要存下一个海丰人，也要支撑中国致公党的旗帜不倒。于公，他是在坚定不移地捍卫致公党，于私，他矢志不渝地保护陈炯明一生硕果仅存的一点遗产。受到海外内爱国人士交口称赞。中国致公党被称之为“海丰党”由此而始。

　　在港致公党人的顽强不屈，很快得到加拿大温哥华、美国的三藩市和波士顿、古巴、澳大利亚的悉尼、马来西亚的吉隆波和法属大溪地等处和国内致公党组织、以及海内外致公党人的响应和支持。在陈演生、钟杰臣、严锡煊、李济深等努力下，中国致公党不仅避免了灭顶之灾，而且成了第一个在香港公开活动的政党。

　　1946年11月，陈演生主持中国致公党发表了《时局意见》书，呼吁国共两党“立即先行无条件全面停战”，明确提出召开各党派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政治主张，郑重表示愿与“为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之任何党派”携手合作。12月，发表了反对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声明。

　　1947年4月19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严锡煊寓所二楼召开“三大”。出席会议的有香港、广州、美国旧金山马来西、英国利物浦、古巴和大溪地等地的代表40余人。会议开了4天。会议遵循陈炯明的治国理念，在《纲领》中重申致公党以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为奋斗目标。明确提出：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反对个人独裁和一党专政，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全面阐述了致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是主张。在《宣言》中提出解决国是的步骤：第一步、国共两党军队应退回到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发表前的原占领区。第二步、重新召开各党各派的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步、由政治协商会议产生各党派地位平等的联合政府，以代替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三党的联合政府。第四步、联合政府筹组国民大会，制定正式《宪法》，同时取消国、民、青三党所制之伪宪法。第五步、根据新《宪法》规定，选举真正民主的新政府，取消国、民、青三党联合政府。第六步、召集各地方民意机关大会，各选举其政府。

　　致公党“三大” 继承和发展了致公党的一贯宗旨，延续和细化了陈炯明的国是主张。陈演生心愿已了。他提议李济深当致公党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

　　李济深（60岁）为致公党元勋，德高望重，名望声誉有口皆碑，当主席众皆拥护。陈其尤为副主席就有异议。陈演生无论从资历、声望、才能乃至人格、德行无可挑剔。陈炯明死后，陈演生是致公党事实上的领袖。仅他以私财公用，严身律己，不涉及声色犬马的品德就令人叹服。副主席一职应由他担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