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私奉献 致力为公——略记陈演生（1）(2)

　　1900年10月初，洪亚重和一个叫做山田（即山田良政）的日本人到青草墟，邀陈演生做军师，约陈炯明等一班青年入伙，准备与惠州的绿林豪杰郑士良合谋举事后经海陆丰进军厦门。这个信息令陈演生热血沸腾，也令他疑窦丛生。

　　为什么举事后不直捣广州，要与郑士良合兵一处经海陆丰进军厦门？洪亚重也含糊其辞，没有说清楚其中的原委，而且，还带着一个日本鬼。陈演生他将消息和疑惑告知陈炯明。陈炯明力主慎重。

　　满清入主中原，红花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反清复明组织拔地而起。传至海陆丰，分为“乌红旗”两个支派。康熙主政，天下大治大安，随着乾隆盛世，民间反清情绪淡化，“乌红旗”由原来以具体个人为主体的反清组织，逐渐演化为以乡村为主体、联村防匪防盗、推动社会和谐的两大旗帜。鸦片战争之后，清政权腐败无能，民间反清情绪再度燃发。咸丰年间，海陆丰反清志土不论乌旗红旗，组织三点会。三合会名头虽响，但没有占山结寨，而是依靠特独的秘密联络暗号，由大头目逐级控制着宠大的会众。会众大多是农民，平时务农，因而，谁也不清楚三合会有多少会众。当时的南粤大地，打着“除暴安良”，“替天行道”旗号的山寨、帮会、堂口比比皆是。多与官府勾结，占地为王，打家劫舍，包娼庇赌，民间称之为“土匪”。海陆丰的“三点会”，历经风吹雨打，风光不再。到清未民初，常以拦路截劫商贾，结伙抢掠富户，沦为社会敬而远之的“山贼”。洪亚重虽然为人仗义，鲜有恶名，但有日本鬼附身，且与郑士良约同举事后往赴厦门，企图不明。陈炯明即派陈演生、马育航、黄凤伦前去公平调查其宗旨。10月8日左右，洪亚重在公平墟大樟山墟紫眉坑扯旗誓师。但大部份会众错记地点，跑到梅陇墟的大樟山集结，群龙无首，清兵未到就一哄散。当陈演生等赶到紫眉坑时，洪亚重早已解散队伍，不知去向。

　　洪亚重只身逃至海丰可塘墟，被其结义会众灌醉砍下头颅到海丰县衙门领赏。洪亚重的首级吊在北城门示众。陈演生恻隐之心油然而生。陈炯明、马育航等也对这种行径深为反感。陈演生执笔，陈炯明领衔，联络一班秀才致书县令刘宁，指斥将首级示众有失人伦道德。县府当天就让善堂将洪亚重的首级送回公平紫眉坑安葬。

　　后来，陈演生终于从南洋侨领口中得知，早在1896年，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制定了侵华的南进政策，即以台湾为根据地，由厦门港渗入日本在华势力，将华南一带变成朝鲜半岛。此后，日本政府便按这个方针进行。山由良政奉命来粤，拟由惠州三合会首领郑士良集绿林豪杰举行惠州起义（即1900年10月6日三洲田起义），海陆丰三点会首领洪亚重在家乡聚众举事接应。然后合兵一处经海陆丰进军厦门，实施日本南进计划。

　　陈演生一身冷汗，心中庆幸，好在陈炯明力主慎重，没有贸然应命，倘若日本的南进计划一旦成功，岂不成了千古罪人。 1908年2月，时在广东法政学堂深造的陈炯明回乡度假，召集“正气社”成员在五坡岭的方饭亭结盟缔约，誓同生死。这时候，正气社成员已发展到50多人。陈演生草拟誓约。迎着凛冽寒风，义结同盟，庄严立誓。誓言有“弘扬正气，立公为国，舍生取义，救民水火”等内容。

　　1909年夏，陈炯明在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回籍，联络县内名墟埠的青年组织，在小农场成立“海丰同盟会”（有人称为自治会），用小农场的积蓄，以及陈芬庭（陈炯明叔父）等商户的支持赞助，创办《海丰自治报》，自任主笔，陈演生与马育航、钟秀南、陈达生分任撰选。鼓吹自方自治。每逢有盗、劫案发生，《海丰自治报》以“不均产之害” 为题，剖释社会病源。这是海丰第一份报纸，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唤醒了沉睡的海陆丰。

　　二、初露锋芒

　　1909年12月，陈炯明与赵声、倪映典、朱执信、张禄村、胡毅生、莫纪彭、黄侠毅等人在广州策谋新军起义。陈演生自告奋勇请缨织织敢死队，他在青草、马宫有20多个不离不弃的至交，他们曾经是三点会会众。洪亚重死后，树倒猿猴散，大都已“弃邪归正”在家务农。通过他们，拉起一支百数十人的队伍轻而易举。也许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数，命运没有让陈演生拿起机关枪，成为血染沙场的战将，却让他在另一个位置上冲锋陷阵，发出炽热的光芒。

　　陈炯明的分工相当明确，自任敢死队队长打头阵，钟秀南任副队长作后卫。马育航先抵广州安排潜伏地点，看管军械库。陈演生的任务是三个：一是拉起一支百数十人的队伍交给钟秀南。二是负责找船只运送志士到穗。三是为敢死队筹款。陈演生慨然受命，他深知肩上担子的重量。

　　1910年2月，南粤大地充满着欢度春节的热烈气氛。一则香港信息映入眼底：香港同盟会南方支部公开发帖，指名道姓公布参与起义新军官兵为同盟会员者达3000余人。官府可能采取弹压行动。陈演生心中一紧，料定起义在即，立即奔赴县城，告诉马育航、钟秀南做好准备。自己马不停蹄，通知有志之士：大年初一，集中到县城东笏社的海陆惠星聚堂，美其名“集体贺春”。

　　果不其然，2月9日（大年三十），刚刚吃完年饭，马育航就接到陈炯明连发的二份电报：1、集海陆丰籍志士于2月15日前赶赴广州。2、着陈开庭（陈炯明叔父）将家中老幼送至香港陈炯晖处暂避。

　　好在陈演生等早有准备。2月10日（大年初一）下午，第一批30多名志士由马育航带领在马宫码头搭乘盐船赶赴广州。2月11日上午（大年初二），陈演生将陈炯明家中老幼接到汕尾乘客轮往香港。当晚，第二批人马50余人，由钟秀南带领，仍在马宫码头搭乘盐船赴穗。陈演生不忘进中有退，有备无患。他郑重告诉马育航、钟秀南，万一失事，从何处上岸就应从何处登船回籍，船头的记号是挂着一块一尺见方的红布。陈演生交代船主，务必在广州停留至16日，以防不测，好让海陆丰志士有个退路。同时不忘叮嘱船主，若16日无动静，务必将记号留给可靠同行挂在船头，万一有海陆丰籍人士投奔，务必送回海丰。

　　陈演生派人给每个出征的志士家庭送去红包（6个大洋），告知其家属，男人有急事去广州。

　　因当局系取了措施防范。2月12日，倪映典匆促举事，自任司令，宣布起义，率燕塘起义新军向广州进发。至大东门外茶亭附近与李准所率清军提标防营遭遇，展开激战。清军水陆缉捕李景濓（同盟会员）设计，嘱管带童常林、唐唯炯（倪映典安徽同乡）阵前喊话，伪称谈判。倪映典不知是计，欣然前往，被清军击伤堕马活捉，砍头示众。起义新军群龙无首，一哄而散。此役，新军牺牲一百余人，清旗兵死伤二百余人。起义失败。

　　清兵在大东门藏械处搜出枪械，业主供出租户为陈炯明。是夜，清兵赴谘议局围捕，陈炯明、马育航越窗逃脱。陈炯明不慎被玻璃划破头皮，一身是血。至丘逢甲寓所藏匿。丘逢甲张罗陈炯明出逃，暂避风头。2月14日，陈炯明、马育航化装成小贩，搭陈演生交代接应的渔船逃往香港。

　　1911年1月18日，黄兴等在香港跑马地35号成立起义统筹部。策谋在广州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后来发生的黄花岗起义）。黄兴为部长，赵声任副部长。下设秘书、调度、交通、储备、编制、出纳、调查、总务八个课。陈炯明任编制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代理秘书课长（因胡汉民留在南洋筹款），一身三职，陈演生、马育航、钟秀南、钟景棠、黄凤伦、陈达生等十多人分别在编制课、调度课、秘书课协助具体事务。

　　1911年3月初，香港统筹部初步决定：组织一支400人的敢死队作为起义的先锋。其中，陈炯明负责组织海陆丰籍敢死队100人，自任队长，钟秀南是副队长。陈演生又回海丰承担组织敢死队的艰难使命。

　　陈演生将活动据点定在海丰县城东笏社的海陆惠“星聚堂”。这是海陆惠陈氏会宗祠，人来人往，不易被人察觉。更有利的是，陈月波是缔约明誓的“正气社”的同志，又是东笏社陈氏的族长，海陆惠陈氏宗亲会的会长，热心公益，在县城深得人缘，募捐筹款，能助一臂之力。在这里，陈演生还带出了一个日后的大人物。此人就是陈其尤（1892-1970），海丰县城东笏社人（东笏社陈氏继述堂12世），比陈月波（继述堂10世）晩3辈，尊称陈月波为祖父。陈其尤16岁那年因其父亲去世，变得抛荒书本，日事竿钓、骑马、打鸟，其母要求族内长辈规劝。每当陈其尤提竿出门，陈月波常用种种借口，将其留下，希望从身传言教中潜移默化。陈其尤得知起义之事，要求参加。陈演生、陈月波以入读广州博济医学堂为辞，征得其母同意。被陈演生带在身边，下乡传口信倒也得心应手。赴穗后，推荐给陈炯明当联络员。陈其尤头脑灵活，办事勤快，1912年12月，陈炯明主政南粤，送陈其尤往日本留学。后来长期任陈炯明机要秘书。跟朱者赤跟墨者黑，改变环境往往是改变人生的开始。陈其尤因此成就了一世盛名。

　　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于4月13日（农历三月十五日）发动起义。会议一结束，钟秀南立即离开香港赶回海丰，带来了黄兴决定分兵十路起义的具体计划。

　　陈演生纳闷，龙济光的济军、李准的水师，再加上旗兵、新军，清政府的正规军队何止千军万马？起义人员来自四面八方，乌合之众，未经训练，战斗力大打折扣。名为八百余众，万一人数不齐，力量悬殊显而易见。兵分十路，不分主次，一哄而起，首尾难以相顾。起义计划不仅没有新军，也没有绿林好汉参加，尤为致命的就是不见后援的安排。即使十处全部得手，万一陷入清军分割包围，后援不继，弹尽粮绝，难逃被歼之厄运。黄兴大名鼎鼎，敢于如此用兵，不清楚有何锦囊妙计？

　　陈演生稍为放心的是，海陆丰籍敢死队员有不少是原三合会会众，能枪惯战。负责夺守归德门，守则有城可踞，退则城外四通八达。但毕竞是异地出征，人命关天，他不能拿同胞的生命开玩笑。他无法干涉全局，所能顾及的，就是为海陆丰籍志士的进退安危花费心机。

　　陈演生将敢死队分二批出发，第一批60余人，10日晚由钟秀南、陈炯光带领先行打头阵，第二批40余人，11日晚由陈演生、钟景棠、黄凤伦带领出发，作为后援。陈月波留在海丰，给每位志士的家属送去6个大洋，此去不知何日归？应该给志士家中老幼留点生活费。陈演生的安排，令钟秀南、陈月波、陈炯光、钟景棠、黄凤伦等叹服。

　　4月13日凌晨，陈演生一干人马抵达广州，被告知起义日期推迟至4月26日（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发动。陈演生向陈炯明和盘托出心中的忧虑和自作主张的安排。陈炯明坦诚相告：他也心有同感，清楚起义计划漏洞百出，至今，购运的军火不见踪影，准备的炸药和驳壳枪不多，具体数字是储备课胡毅生掌握，自己还未领到枪。即使陈演生不安排，他也会安排钟秀南带领30名敢死队员作预备队。曾向黄兴、朱执信多次与沟通，但黄兴坚信届时会有新军接应，朱执信也坚称，枪声一响，顺德、南海、番禺的绿林也会揭杆举旗。胜券在握，陈炯明要陈演生不必担心。

　　4月25日，清巡防二营调入广州城，加强戒备，其中三哨占领龙王庙，居高临下严密监视。形势徒然危迫，胡毅生等多数人建议再次更改起义日期，但黄兴等小数人坚决反对，认为起义机关己备，势难再延，改期无异解散。决以一人之死拼李准，以谢海外同志，而令各部先锋（敢死队）速退，并保存枪械，以为后图。此议一出，各部合前后退去三百余人。

　　陈炯明令陈演生率海陆丰籍志土70余人撤离广州，仅留钟秀南率陈潮等30余人。陈其尤要求留在广州大显身手，陈演生不赞成，陈炯明也不同意。陈其尤年仅19岁，自称是独子，跑跑腿可以，轮不到他冲锋陷阵，且寡母在堂。

　　陈演生忐忑不安。起义成功的希望，一开始就寄托在绿林豪杰和新军身上。陈炯明是编制课长兼调度课副课长，手头却没有新军和绿林豪杰参加起义的底数。枪声一响，究竟有多少山寨的英雄和新军参加？只有黄兴、朱执信和调度课长姚雨平才知道。如今敢死队大部撤走，力量削弱，用在点火冒烟绰绰有余。如果新军和绿林的队伍不落实，单凭百数十人冒然起义，肯定凶多吉少！

　　陈演生只闻黄兴大名，但素不相识，不大了解黄兴的性格。说好是“以为后图”，黄兴会不会铤而走险？陈演生心中无数。他不想多问，这个时候若言中稍有不慎，容易引起误会。他瞒着陈炯明做了安排：将身边的200多块大洋，一半交给钟秀南，郑重交代，每个志士身上都应带上几块钱，起义成功，添置几件光鲜衣服，万一失败，还是那句老话，从那里上岸就往那里落船，记号还是一块挂在船头的红布；不幸冲散，也有路费回家。一半交给陈亚谋（马宫人），租下他的盐船，让他在广州等半个月。有备无患。半个月之后，听天由命。

　　广州起义于4月27日下午5时多发动（农历三月二十九日，据此又称为三二九起义），28日下午彻底失败。此役，起义牺牲者共86人（其中战死49人，捕后被杀37人），伤者不详。其中：海陆丰籍志土牺牲1人（陈潮、海丰联安霞埔人），事后精神失常1人（陈木登、海丰联安霞埔人）负伤4—5人（伤者姓名、地址难以查考）。

　　30日晚，陈炯明率残兵败将乘陈亚谋的盐船赴香港。马育航领余众回籍，配合陈演生善后。陈演生将结存余款200余元，给陈潮、陈木登家属各送50元，存余分给伤者作治疗费。

　　黄花岗起义失败，尤如在陈演生心中割了一刀，留下难以愈合的伤痕。在陈演生看来，起义时间一改再改，犯了兵家大忌。黄兴拒绝执行统筹部起义改期的命令，竟敢率仅有120人左右人马作最后一搏。绿林好汉无一到场。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号称接应起义的巡防三营，竟然也挥动屠刀。令陈演生掉泪的是，参加起义的10余位海陆丰籍志士，只有陈潮领到一支驳壳枪，其余的是用赤手空拳的生命去迎战清军的机关枪！在攻击督练公所的战斗中，陈潮身先士卒，一颗子弹削掉他的左耳及半片头皮，倒地昏迷，因无人救护，流血不止而逝。陈木登呼天不灵，唤地不应，虽在陈潮尸首旁装死侥幸逃出生天，但因刺激过度，从此神志错乱。

　　明知不可为仍一意孤行，岂不是拿生命作儿戏！自己想去送死，何必要拿数十兄弟垫背！黄兴等人在他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