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4)

　　二十、被任津浦路运输总指挥

　　一九二八（戊辰）年，四十一岁。我部开抵南京，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六军，接驻苏皖北一带前驻军的防地。蒋复派我为津浦路运输总指挥。吾正拟组织运输总指挥部，忽在谭延闿处看见蒋来急电，说济南惨案发生，问谭如何应付之策。谭接得此电，正急得团团转，一见我去，便交电给我连声问曰：“军阀尚未打倒，鬼子又来了，如何是好?如何是好?”吾料这是日欲亡我，到了最后阶段，必然暴露的狰狞面貌，除了准备和它拼斗以外，是别无办法的。因而笑谓之曰：“祸既临头急有何用。我且讲句笑话给你听，好吗?”谭怪问曰：“这么大的事来了，你还有笑话讲吗?”我说：“我这笑话与这件事有关联的啊！”谭曰：“那么，请快讲吧。”我说：“我们新化有句俗话，双手只能捉一条鱼。不知你们也有同样的话否?，谭说：“那还用讲，难道双手能捉两条鱼吗?”我说：那么问题就得到解决了。现在我们双手用全部精力捉军阀这一条鱼，尚没有捉到，而济南惨案这一来，是从东海又来了鬼子这条大鱼，更非双手所能轻易捉到的。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说，继续北伐。济南惨案，暂由外交途径对付。待北伐成功后，再用新的办法去解决。”谭曰：“你这意思，我也曾想过。不过，这么大的事，如此对付，如果舆论攻击起我们来，又将何词以对呢?”

　　我说：“这很简单，如果有人攻击的话，就请他来对付，看他有何高见，拿出来大家讨论。我恐怕谁也拿不出第二个办法来吧！”

　　谭乃曰：“好吧，这就请你向前方去走一趟，向蒋介石当面去说，看他怎样决策。我们在后方，实在想不出别的好办法来。”吾乃赴前方，向蒋转达此意。

　　蒋亦怕舆论攻击。经我同样解释，才决定将济南惨案电召王正廷去负责交涉；对北伐作战，继续不变。

　　二十一，接任第三军团总指挥

　　济南惨案交涉结果，日军答复强硬，非先惩办祸首，没有谈判余地。适吾正带军需处长漆英，找蒋商组津浦路运输总指挥部事宜。蒋复要我马上赴前线，接任第三军团总指挥职，继续作战。并要我力劝贺耀组顾全大局，接受处分。

　　吾乃将四十六军军部事，命参谋长周斌代拆代行，仅带卫士八名，驰赴战地高唐、禹城之线，与第二、四军团商讨作战方案后，又与第三军团的高级将领商讨今后作战任务。随即向当面之敌攻击前进。

　　二十二、北伐告一段落

　　在我当面之敌，如孙传芳、张宗昌，白宝山之部，皆是湘人手下败兵之将。吾自临战场，率部向平原、三唐、德州方面之敌进攻。第二、第四军团沿铁路左侧（铁路除外），吾沿铁路右侧（铁路线在内）地区，追击前进，敌竟不与我军接触，一个劲地逐步向北撤退。我军一直追到南皮、冯家口，孟村之线，忽遇风沙弥漫，自北而南满天飞扬，举目不见咫尺，正是我军北进最难，而为敌人向我袭击的绝好机会。我全军方虑此着，不如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地反向敌人猛扑。谁知敌人亦早料及此，竟不南来，反而亡命北窜天津，逃到山海关外去了。这样一来，便使京汉线上之敌，受到退路将断的威胁，纷纷北撤抢过天津。而称霸北京已久的张作霖，亦仑皇北退。竟被炸毙于山海关外之皇姑屯，第二次北伐之战，就此告一段落。

　　二十三，蒋桂暗斗

　　第二北伐告一段落之后，各路总司令、总指挥皆齐集于北京，李、白的桂系第四集团军，在这次战役中，本在武汉按兵不动，心想“胜则请相随，败则来缴械”，今见蒋介石已胜利，即假情假义地跟来北京，向蒋建议说，这次北伐，四集团军没有尽到力，愿追击奉军，以收拾残局。李、白所部，大都是唐生智的老底子（因唐的主要将领多系桂籍，并未撤换），他自己的嫡系桂军，仅带来一个团作卫队。其所建议，又是“胜则功归已有，败则是唐的家当。”蒋介石亦将计就计，暗遣何雪竹，唤唐生智回来，给以二十万元活动费叫他从桂系手里夺回所部，以制李、白。

　　果然，白崇禧得到蒋的同意后，便将其第四集团军沿津奉线的丰台、天津、塘沾等地摆着，自己则暗约奉军杨宇霆于山海关相会，订立以关为界，互不侵犯，互相呼应的密约；并同其参谋长叶琪在火车上商议，计划到廊房下车向驻军讲话。不料车刚进站，尚未停住，叶忽发现站上所立欢迎唐总司令的牌楼，巍然犹在，因惊叫曰：“唉呀!唐孟潇回来了。你看这牌楼！”白转头看时，吓得喘不过气来，连呼：“莫停车，莫停车，速开车，速开车！”便将乘车一直开回汉口。从此桂系李、白所篡夺的第四集团军唐生智部队，又轻轻地回到了唐生智的手中。蒋桂战争，也就如箭在弦上，不可避免了。

　　二十四、西山建议特任胶东军总指挥

　　孙中山先生的灵柩停在北京西山古寺上层。蒋介石以中山信徒自命，到北京后，即住此古寺的中层守灵，开会办公会客都在此举行。吾于其客少闲暇时，根据孙中山的遗嘱，向蒋建议曰：“总理遗嘱要我们打倒军阀，完成北伐。这次战役告一段落，可以告无罪于总理在天之灵矣。今后，我们所应做的便是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了。我认为帝国主义者很多，应该采取远交近攻之策，将帝国主义者中最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我们的首要之敌。今后应该采取‘攘外以安内’之策，请对日帝定一准备十年的军事计划。济南惨案是日欲亡我，砍在我们脖子上的第一刀，如再不准备对付，则他的第二刀、第三刀随时可以砍来。眼看大好河山。将在我们手上送掉。这岂是总理信徒们所应该有的行为吗?吾以为只要能以党、政手段对内，绝对避免军事行动，不搞内战自相残杀的话，有了十年的军事准备，日帝虽强，我敢包打。现在奉军主力虽已退出山海关，但还是悬挂五色国旗，据关顽抗。吾已派人与张作霖父子最相信的总参议杨宇霆联系了三次，奉军愿意前来投诚。但请你写一亲笔信，交我带赴山海关，把杨宇霆喊来见你，一切由你当面交代。则奉军亦可不战而来归矣。”讲到这里，蒋很兴奋地以拳捶桌曰：“好，当然我们应该这样做。”吾闻其声，如此爽利，非常高兴，以为总理有灵，亦当欣然色喜矣。但没隔几天，蒋忽找我谈话说：“刻下山东胶济路上有一股匪刘黑七，拥众数万，已有投诚之意。这个关系，在何雪竹手里，我要他交给你。可将第三军团，再加派缪培南的第四军，归你指挥，开赴该地，把他收编下来。胶东乃山东膏腴之地，有江南风味，什么特产都有，你去把他收编之后整顿起来，是大有可为的。”他一面讲，一面下手令，特任我为胶东军总指挥，要我率领第三军团，加上缪培南的第四军，马上开动。吾比即说明现任山东主席孙良诚是第二集团军冯玉祥的一个总指挥，刘黑七是他防地内的一股土匪，难道孙自己不会收编吗?如要我去帮他忙的话，冯、孙是否同意呢?如果孙不乐意，我这一去，不免有挤夺他的地盘之嫌。将来他一多心，遇事与我搞起麻烦来，那时候，莫怪我不会办事才好。因我知道蒋已不满这次北伐，冯、阎都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山东、河北的地盘（商震是阎的一个总指挥，做了河北省主席），独蒋一无所获，是欲为此亡羊补牢之举也。吾窥其实意在此，又在播下内战的种子，而置吾西山建议于九霄云外去矣，故特提醒之。但蒋连声说：“不会的，不会的。”吾也只好受命而行。当即返沧州总部，布置部队开动。部队过了德州，正向山东境地开拔，忽接蒋自良乡（冯这时在此）发来一电，要我部中止胶东之行，将部队复员，各返原防，布置妥当后，走海道回南京相见。吾知定是冯有意见，故尔改变，果不出吾所预料也。

　　二十五、编遣会议后内战开始

　　编遣会议期间，废军改师，各集团军均在编遣之列，各怀成见，不欢而散。蒋不能鬯行己意，尤感不满。吾知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如一经发动，则将不可收拾，而济南惨案是日欲亡我之先声。此时各自保全力量之不暇，谁也不会存此国家危亡的观念了。吾即以病恳请退休，一再不准，只好硬着头皮顶下去。不久，部队调动频繁。吾知内战开始，必先西向讨桂，再北进讨冯，跟着讨阎，从此神州大地盖无宁日矣！

　　吾自北京初回南京时，谭延闿见我，便问曰：“你刚回来，可又要走了，几时走呢?”我反问：“走到哪里去?”谭曰：“中常会通过你去当福建省主席，介石没告知你吗?”我说：“内战的序幕已开，现在打仗要紧，其他一切，恐怕都谈不上了。”杨树庄（现任福建省主席）且派代表肖某（在日本留学海军的）乘兵舰到上海来接我上任，皆不得要领而归。不久，我部调驻安庆，安徽省主席陈调元（即北伐军第二军团总指挥），久住北京未归。报纸纷纷登载我将任安徽省主席，并刊登我的照片。这些消息一传，陈更不敢回任，搞得我非常不安。同时，宋子文（财政部长）、俞飞鹏（总司令部军需处长）都约我谈话，吾都淡然置之。因急电催陈速回息谣，实则吾内心早想摆脱一切而去。如主持省政，更难脱身。故任蒋对我怎样安抚，我都无心考虑，对前途也就未去推测。只因部队在身，交不出去，内心非常苦闷。

　　盖吾这时与蒋，已是貌合神离矣。

　　这些情形，怎好透露出去，谭又何能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