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起义的领袖——张百麟

　　（一）

　　张百麟，湖南长沙人，父张翰，长期在贵州为官，寓居贵阳。张翰喜作诗，善书法，1879年，年近半百，始得一子，取名百麟，字石麒，百麟从小由父执教，及长，能诗词歌赋，且文思敏捷，立意新奇。十七、八岁时，父亲要他应试科举，但他不屑功名利禄，要求父亲允许在家自学，张翰也不强求。1898年，长沙人吴嘉瑞任贵州百层河厘金总办时，在贞丰组织“仁学会”，吸收当地青年，讲授维新学说。百麟拜吴嘉瑞为师，钻研王船山、黄黎洲、顾亭林的思想、学说，阅读《时务报》、《湘报》以及翻译过来的一些政治、法律方面的书籍。他对法政译述之书特感兴趣，钻研尤力。到1905、1906年间，留日学界发行的《民报》、《复报》、《洞庭波》、《鹃声》等杂志先后出版，百麟更是想方设法购买阅读。

　　百麟思想豁达，性格豪放，喜结纳，广交游。少年时期，最爱与贫苦孩子游玩。长大成人后，对于贫苦知识份子和会党中的有识之士，更是闻名即去拜访。

　　1902年，张翰任贵州坡脚厘金总办，百麟前往省亲。路过安顺府城，专程拜访了当地哥老会有名之士方策、陈燮春等人；路过兴义府城，又结识了郭润生、许可权等。留连数日，谈得十分投机。通过他们的介绍，百麟对苗寨的风俗人情、艰难苦楚有了进一步了解，特别是听到清同治年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贵州苗民起义军领袖张秀眉在长沙壮烈牺牲的故事，他深受感动，认为贵州的袍哥是一支可贵的革命力量。

　　1903年，张翰任开州知州，百麟在此闲居一月，又结识了钟昌柞、蒋忠信、李立鉴等人，在交谈中，百麟问及钟昌祚为什么要投考武备学堂，昌祚慷慨陈词，说：“中国不出十年，必有大革命，而革命非武力不可。武备学堂设立以后，很多读书人自诩清流，互相告诫不要应考，其实这都是粗浅之见，无稽之谈。武备学堂是练成劲旅、培养将才之所，改练新操，演习新式枪炮，正吾辈难得之机，何可错过？”百麟听了，深以为然，佩服昌祚的卓识远见，从此引为至交。为了联络同志，他又前往贞丰，拜访原“仁学会”的故友钟振玉、钟振声，又结识了陈守廉等数十人。

　　在省城贵阳，百麟的朋友更多，都是一些出身贫寒的进步知识份子，如平刚、周培艺、黄泽霖、彭述文、张铭、彭明之等等。1904年，平刚在贵州创办乐群学堂。当时贵州一般人多津津乐道保皇维新，而平刚却独树一帜，在朋友们中宣传兴中会的革命宗旨，力主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百麟深受影响。后来，平刚因剪了辫子，又书写了一幅对联讽刺慈禧太后七十寿辰，清吏通缉追捕，避走日本。百麟秘密与他通信，平刚也经常寄《革命方略》、《民报》等书刊回来。

　　（二）

　　二十世纪初期，贵州革命团体林立，如科学社、大同社、友助社、历史研究会等。张百麟见团体虽多，但力量分散，步伐不齐，难以成大事，于是，邀集各团体负责人和有志人士张鸿藻、黄泽霖、周培艺、陈守廉、钟振玉、方策等三十余人召开会议，倡议成立统一组织，负革命策动、训练、宣传全责，在同一号令下一致行动。这一倡议，为多数人赞成，但也有些人心存疑虑，认为与会者都为寒士，人微言轻，起不了什么作用。张百麟说：“我们团结起来，抱着拯救祖国之信念，发扬艰苦卓绝之精神，定可播革命种子于贵州，干轰轰烈烈之事业于天下。”乃决定成立“自治学社”。

　　1907年11月，自治学社在贵阳田家巷镜秋轩照相馆召开成立大会。会上，张百麟发表演说：“吾侪对于瓜分警告，不在乎痛哭流泪，惟在于讲求救亡方法，……盖国民有一分责任心，知识道德即随之增长；国内有一责任国民，国家即多一分力量。吾侪决心坚定，次第进行，救亡问题当不难解决。”会后，张百麟被推举为社长，但他力荐曾留日的教员张鸿藻担任，不久，张鸿藻辞职，恰钟昌祚由日留学归，又推钟任社长，兼政交部工作，主管议政；张百麟参加社务部，主管行政。

　　自治学社成立以后，张百麟马上密函在日本留学的同盟会员平刚，托其转达孙中山先生，愿将自治学社加入中国同盟会，作为贵州分会，唯为避免清廷注意，请仍保留自治学社名义，以便活动。孙中山同意张百麟之所请，并任平刚为贵州同盟分会的分会长，负责与百麟联系。1908年春，张百麟收到平刚的回信，并寄来《民报》十余册，欣喜若狂，当晚就在自己家里召集会议，组织大家学习《民报》，进一步商讨革命进行方略。

　　为了发展组织，扩充势力，他们在全省十三府四十四州县都成立了自治学社分会，不到两年时间，社员就发展到十四万八千余人，其中各界知识份子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当时自治学社又有“自治党”和“西南党”之称。

　　开始，贵州办有《黔报》，周培艺为主编，自治学社的言论主张，皆借《黔报》发表。不久，张百麟倡议集股办《西南日报》，作为自治学社的言论机关。这时，张百麟的父亲已去世，家庭经济拮据，只得典卖书画、衣物作为集资费用；其妻黄慕侠亦当即将陪嫁的首饰拿出来，卖得三百元相助。1908年6月，《西南日报》终于公开出版发行。张百麟、周培艺、钟昌祚等人为主笔。

　　与此同时，自治学社又创办公立法政学堂，附设律师、监狱、法官等六个专修科和一个警察专习所，先后招收学生六、七百人，以为培养人材之所。张百麟在该校授课，向学生宣传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有关政治、法律。使闭闻塞听的贵州青年眼界大开，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日渐活跃。甚至由立宪派任可澄全权操纵的公立中学校，也受其影响，其中就有二百多名学生倾向革命，派代表加盟于自治学社。

　　（三）

　　自治学社的崛起，引起了贵族、富绅唐尔镛、任可澄等上层人物的忌恨。在自治学社成立之时，他们也开始组织宪政预备会，利用政界的特殊关系，扩充势力。继而，又联合贵州公报、商报和黔报鼓吹康、梁君主立宪的主张，攻击民主革命运动。张百麟等则以《西南日报》为舆论阵地，撰文驳斥。特别是1909年唐尔镛被指控为唐家命案的主谋者以后，自治学社借此大造舆论，使唐的名誉一落千丈，出走他乡。保皇派也因此而受到极大打击。

　　1909年秋，云贵总督李经羲路过贵阳，宪政预备会密告贵州有革命党人，并列张百麟等八人名字，请李缉拿。李告知巡抚庞鸿书，说：“闻有革命党人张百麟在黔谋乱，宜急捕治。”庞当时同情革命，回答说：“贵州风气闭塞，哪会有革命党？”自治学社得知消息，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建议张百麟、周培艺等人暂时躲避，免遭不测。张百麟却满身正气，镇静以待。当晚，赶写万言书面见李经羲，纵谈西南形势，陈述革新意见，使李经羲赞不绝口，不仅没有抓他，反而嘱咐庞鸿书：“百麟乃贵州难得人才，应予提拔重用。”

　　不久，贵州抚署根据清廷谕令，进行省咨议局选举，自治学社社员颇孚众望，得二十四席，在咨议局取得优势。张百麟被任咨议局文案，后又任提法司总务科长，得以出席抚署会议厅，参与全省政事。

　　1909年冬，列强监督中国财政之风甚嚣尘上，国内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张百麟、钟昌柞、周培艺等即以咨议局名义，倡设国民捐会，四出演说，密谋筹集资金，购置枪械，编练乡团，侍机起义。又创办贫民工厂，吸收无业游民乞丐三百多人，编为苦工队、每日操练一小时，并向他们讲解平等自由主义，提高思想觉悟，以备起义时应用。

　　1910年，同盟会下令各省同志各回本省运动革命，平刚回到贵阳。张百麟立即和他商量起义步骤，整顿革命力量，又派安健驻日本，负责向同盟会报告会务及传达命令。并经常借资政院议员、咨议局、教育会、商会及国会请愿代表团等名义，派人到京、津、沪、汉、滇、川、粤、桂、湘、鄂各同盟分会联系，互通消息，积极筹备起义事宜。这时，张百麟身兼七职，每月收入银子三百多两，悉数用于革命活动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