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宫崎滔天(2)

辛亥革命网 2022-03-21 13:43 来源:日華文學筆會 作者:徐静波 查看:

宋教仁在1904年11月初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于1904年12月8日抵达长崎,12月13日在横滨登陆后前往东京,自此开始了他的东京岁月。这一时期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日本志士,宫崎滔天应该是最有代表

  滔天是个性情中人,他的记述未必十分严谨,关于孙与黄的初次相会,也有些不同的说法,但亲历者的叙述,就滔天一家,应该具有相当的信凭性。

  留日学生在当年8月13日在东京饭田町富士见楼为孙中山举行欢迎会,宋教仁是主持人,滔天作为日本嘉宾致词,场面极为热烈。

  在1906年9月5日由宫崎滔天等创刊的《革命评论》上,滔天发表了长文《有关支那留学生》,文章由各个小论题组成,其中批评了不少日本人借中国人来日本留学的热潮从中牟利的劣行:“尤为令人悲哀的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支那学生教育也。日本虽然国土狭小,但也是一个以东亚先觉为己任的国家,富豪虽不众,也并非没有驰名世界的人物,我们希望他们能为支那人建造校舍,聘请良师,对其循循善诱真切启发,然事实却是,人们制造了种种借口来趁机榨取学生,以教育作为中饱私囊的工具,这样的人滔滔皆是!”

  文章对中国留学生充满了期待:“他们自己已经觉醒。他们已经自己来寻求新学。已经无需对他们加以灌输,只需对他们进行激励,给他们鼓劲,由此来建设一个新支那国。不不,他们自己已经在着手建设了。”

  滔天还颂扬了吴樾等革命烈士,断言中国已经觉醒,革命就要成功,并正告上之政界要人下之平民偷儿的日本人,不要再鄙视中国人,眼下在日本的年轻的留学生,不久就是新中国的建设者(《支那留学生に就いて》,《宫崎滔天全集》第4卷,东京平凡社1973年,第58-62页)。

  宋教仁读到了这一期的《革命评论》,尤其对滔天的长文尤为感服,他在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又接青山屋转寄来《革命评论》报一份,不知何人寄来者,拆视之,则所记皆政治的革命、社会的革命之论文、小说、记事,而尤注重于中国革命运动,其编辑人则题曰宫崎寅藏者也,余始悟此报为宫崎兄弟等所组织,不胜欣慰之至者久之。其中有《就支那留学生》一篇,言中国革命主义之盛及留学生之不可侮,中有论及吴樾、陈天华、史坚如为国捐躯、慷慨就义之处,余心亦感动,不觉泪下良久也”(日记第217页)。

  宋后来知晓《革命评论》是滔天专门给他送来的,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写致宫崎寅藏信,谢其送报,并请其每月送阅一份,改日即付上报资也”(日记第219页)。由此可知,宋教仁与滔天彼此识见的契合和精神的融通,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国界,在打破旧世界、建设新东亚(宋的心目中其时主要还在于建设新中国)的目标上,成为了彼此共鸣和欣赏的同志。

  03宫崎滔天对宋教仁的关怀

  滔天是一个浪迹天涯的侠客般的志士,他对中国革命的倾心支持,一半是出于政治信念,一半也是由于他的侠士般的正义感和热情。当时宋教仁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并不很高,滔天与他的交情也不算很深厚,但当宋教仁由于革命工作的繁忙、在异域的紧张感以及青年期心理的敏感和躁动而在1906年患上了较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时,他热情地伸出了援手。

  当时宋的症状是睡眠不良、精神萎靡、食欲减弱,时常坠入神思恍惚的状态,于是在友人的劝诫下,从8月20日开始,住进位于东京田端的东京脑病院治疗。9月25日,在《民报》社遇见滔天的妻姐前田卓子(1868-1938,常年居住在民报社,照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被亲切地称为“民报社的大妈”),“前田氏告余,前日曾寻余至早稻田,欲余往九州熊本伊家中居之,并云伊家在海滨,又远市尘,甚清静,适宜于养病云云。余答以待余思索后再定。”(日记第233页)10月15日早上,黄兴和前田又带着水果来看望他,“庆午(黄兴)言:‘昨日与宫崎氏等谈及君病,谓非仅在病院所能治愈者,须在最适于使心性快爽活泼之处居之而后可。现宫崎氏已赞成劝君速去院至伊家居之,谢绝世事,而日以爽快活泼之事自适,伊处亦无他人往来,且其家中甚自由,饮食皆可随意’云云。

  前田氏亦极力助言之,且谓宫崎家旁有一寺,无事时且可往寺中闲游,此地甚好也。余听其言亦觉有理”(日记第266-267页)。11月4日宋出院后,翌日移往位于新宿的滔天家居住,“宫崎之夫人即为余扫拾房间,……其房在其家屋深处,有窗临街,颇可居也。……夫人前田(槌子)氏和坦可亲,其家庭之乐甚足羡”(日记第278页)。滔天曾托宋教仁一件要事,即将他所撰写并经杨勉卿译成汉语的《孙逸仙传》进行校订,宋欣然应允,此后花费不少时间校订这部传记。

  从上述滔天对宋的照拂和自著校对的托付来看,彼此差不多完全是革命同志的关系。当然,滔天与孙中山的友情更为深厚,对其也极为崇敬,滔天也知晓宋等原来湖南派的革命党在政治主张和方法作派上与孙中山有些歧义,就个人立场而言,他更靠近孙中山,且加之宋教仁年纪尚轻,从滔天有关中国革命的著述来看,宋本身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并不很重,在他所撰写的《清国革命军谈》、《支那革命物语》等中几乎没有提及宋教仁,在他1919年所撰写的《亡友录》中记述了孙竹丹、陈天华等为革命捐躯的志士,他也为黄兴写了许多悼亡文,但没有单独为宋教仁写过一篇纪念文章,这可看出他对宋教仁后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组建国民党、倡导政党内阁的主张似乎多少有些微词。不过在宋教仁的日记中,滔天名字的出现十分频繁,这至少表明,在宋的心目中,滔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存在,他对中国革命的热心支持乃至积极参与,都使宋很受鼓舞。

  作者简介:

  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兼任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化关系、中日文化比较。曾在神户大学、爱媛大学、东洋大学、京都大学等日本多所大学担任教授。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共6项,目前担任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著作有《梁实秋——传统的复归》、《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日本饮食文化:历史与现实》、《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上海の日本人社会とメディア1870-1945》(合著)、《和食的飨宴》、《观知日本》、《和食:日本文化的另一种形态》等八种,译著有《白河夜船》、《蹇蹇录——日清战争外交秘录》等十五种,编著有《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異郷」としての日本 東アジア留学生がみた近代》等十二种。另有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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