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与宫崎滔天

辛亥革命网 2022-03-21 13:43 来源:日華文學筆會 作者:徐静波 查看:

宋教仁在1904年11月初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于1904年12月8日抵达长崎,12月13日在横滨登陆后前往东京,自此开始了他的东京岁月。这一时期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日本志士,宫崎滔天应该是最有代表

  01宋教仁与宫崎滔天的相识

  宋教仁在1904年11月初策划反清起义失败后,沿长江东下,经上海乘船东行,于1904年12月8日抵达长崎,12月13日在横滨登陆后前往东京,自此开始了他的东京岁月。根据他的日记和其他相关史料,除了1907年4月他为策动马贼举事临时前往中国的东北之外,应该在日本一直待到了1911年1月初。期间除了接触新知识、参加革命活动外,与日本志士的交往,也构成了他日本岁月的重要内容,这在他止于1907年4月的日记中也多有记载。说起这一时期与中国革命相关的日本志士,宫崎滔天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位。

  出生于熊本的宫崎滔天(1871-1922)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他受其兄长弥藏、民藏的影响,少年时即有侠义之心,在接受了近代新式教育的同时,也奠定了良好的汉文基础,约在20岁前后,受其兄长的熏陶,对中国和革命开始抱有兴趣,以后计划到中国去,在长崎开始跟随一个中文教师学习中国语(在近代日本,汉文和中国语是两个概念,前者是中国文言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后者相当于现代汉语)。1895年11月,来到日本的孙中山认识了滔天的兄长弥藏。

  1897年2月,经当时国会议员犬养毅(1855-1932)的斡旋,滔天等拜见了当时的外务大臣大隈重信(1838-1922),获得了去中国进行现状调查的机密费用。同年7月首次启程去中国,在香港和广东游历,9月上旬返回横滨时,在陈少白的寓所邂逅了孙中山,这是两人的第一次会面,从此结为终生同志。

  宋教仁抵达东京时,滔天已是中国革命的热心支持者甚至是参与者,与以留日学生为主体的革命志士来往密切,并在1904年11月认识了自上海流亡到日本、来到滔天表演曲艺的广市场亭乐屋访问他的黄兴。

  宋的日记中第一次出现滔天名字的,是在1905年7月17日:“得程润生来片,言宫崎滔天约于19日上九时与余会见。”程润生(1874-1914),名家柽,1899年秋来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农科,革命志士,后来是同盟会骨干,与宋一同参与《二十世纪支那》的编辑,与日本的援华志士多有交往,后来经历坎坷,屡遭蒙冤,辛亥革命成功后,宋教仁专门撰写了长文《程家柽革命大事略》,满怀激情地颂扬他的革命事迹,两人情谊深厚。

  滔天也在《亡友录》中撰有《程家柽君》一文:“他与我的相识,是在明治36年(1903年)的时候,在留学生的知己中,是结交最早的一个。他作为官费留学生,当时在(东京帝大)农科大学读书,支那的革命主义,将我们连结在了一起,我们的关系,胜过兄弟”(《亡友录》,《宫崎滔天全集》第2卷,东京平凡社1971年,第576页)。于是程家柽在与宋相熟之后,就想到了将其介绍给滔天。宋的7月19日日记中,对这次会见有详细的记录,有些长,但甚有意思,兹抄录如下:

  “与润生同赴宫崎滔天之约。滔天君居内藤新宿,距此约十余里。余等乘电车去,良久始抵近滔天君居之处,遂下车行。既抵滔天君家,则滔天已外出,惟其夫人在,速客人,属稍待之。余等遂坐。良久,一伟丈夫,美髯椎髻,自外昂然入。视之,则滔天君也。遂起与行礼。润生则为余表来意,讫,复坐。滔天君乃言‘孙逸仙不日将来日本,来时余当为介绍君等’云云。又言:‘君等生于支那,有好机会,有好舞台,君等须好为之,余日本不敢望其肩背,余深恨余之为日本人也。’又言:‘孙逸仙所以迟迟未敢起事者,以声名太大,凡一举足皆为世界所注目,不敢轻于一试。君等将来作事,总以秘密实行为主,毋使虚声外扬也。’言次复呼取酒来,遂围坐而饮之。滔天君又言:‘孙逸仙之为人,志趣清洁,心地光明,现今东西洋殆无其人焉。’又言:‘现今各国,无一不垂涎于支那,即日本亦野心勃勃。日本政党中始终为支那者,惟犬养毅氏一人而已。余前往支那一切革命之事,皆犬养氏资助之。现今大隈重信之政策,皆其所主张者也。孙逸仙亦深得其助动力,盖纯然支那主义者也。君等既有作事之志,不可不一见犬养毅氏,余当为介绍。’至下午四时,始饮酒毕”(《宋教仁日记》(刘泱泱整理),中华书局2014年,第80-81页,下简称日记)。

  02宋教仁与宫崎滔天的交往

  自此,宋教仁与滔天便常有往来,在1905年7月30日举行的中国同盟会创建会议上,宋教仁和滔天都是主要的参加者。据滔天的自叙,是他将兴中会的领袖孙中山和华兴会的领袖黄兴介绍认识的,他有一段很详细的记述,作为史料,不妨译述如下:

  “明治37(应为38,1905)年春天,孙逸仙结束了在欧美的漫游回到了日本,到茅屋来访我,他得知仅仅两三年内日本就增加了许多中国留学生,便问我留学生中有无不同凡响的人,于是我告诉他黄兴是个了不起的人,于是孙就说:‘那我一定要去会会这个人。’我就说,我去吧黄兴叫来。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待会儿我们俩去看他吧。’于是就一起到了神乐坂(东京一地名,距早稻田大学不远——引译者)附近黄兴的寓所。当时与我生活在一起的末永(即末永节,生卒年为1869-1965,日本浪人,这一时期与滔天一起参与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后的机关报《民报》的名义发行人是末永节——引译者)此时与黄兴住在一起,我让孙站在门外,拉开移门叫了一声‘黄先生’,于是末永就和黄兴一起探出了头,末永见到站在门外的孙,就叫了一声‘孙先生’,黄兴意识到了什么,因为屋内有很多留学生,他就做了一个手势叫我们不要进来,我也察觉到了,就走到门外等,很快的,黄兴、末永和张继三人走了出来,将我们带到了一家名曰凤乐园的中国菜馆。他们俩互相寒暄了一番后就好像是一见如故一般,谈起了天下革命的大事。我们也听不大懂中国话,不知他们在谈些什么,但为中国的豪杰在此相聚握手言欢感到高兴,与末永两人频频举杯。差不多过了两个小时,孙和黄两人只是在热烈谈论,酒菜不沾,到了最后终于一声欢呼举起了庆祝的酒杯。”(《清国革命军谈》,《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东京平凡社1971年,第282-2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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