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平江志士(3)

　　组织“文学社”发动武昌首义的李六如

　　李六如（1887—1973）原名运恒，字韵生，号六如，化名抱良、宝良、训生。平江献钟人。其父是富商，他幼年丧父，资财被有权势的伯父吞没。母子靠借贷卖田维持生计。他发愤攻读，却科考失第。1907年他二十岁的时候，结识了同乡凌容众。李六如从凌那里知悉陈天华蹈海事件，并看到《民报》、《游学译编》、《嘉定屠城纪略》等反清报刊和书籍。从此，“报家仇”的愤恨转到了清朝皇帝身上。“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他抱着这样的决心，投笔从戎。1908年李六如去武昌参加新军，给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写了一篇题为“自愿投笔从戎，请求破格录用”的上书。

　　书中说：

　　列强环伺，深感危亡，此贾生可为痛哭流涕者三。矧甲午庚子，辱国丧师，印变高丽，深堪殷鉴。苟不急起直追，力图振奋，四万万同胞，其将有噍类乎。生虽不才，兴亡有责，自愿投效麾下，借报国家。倘蒙录用，马革裹尸，在所不辞。

　　黎元洪读了李六如的上书，被其恳切的呈辞所打动，决定接纳他，将李六如安排在左队五棚，补上了一名副兵。

　　乍进营当兵，李六如受够了苦。除了守大卫、守小卫、打扫棚子、擦地板、倒痰桶这些差事外，早晚还要倒公共尿桶、搬东西，百八十斤，穿着又硬又重的皮鞋跑步、爬山，累得他喘不过气来。两只脚的踝骨皮都裂了缝，疼得很。还有蚊虫叮咬。这的确是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好在李六如意志坚定，又得到好心的士兵弟兄们的帮助。抬东西时他们把他抬的那一头竹杠放长些，走慢些；还帮着他捉臭虫、虱子；吃饭时把好一点的菜夹给他。这使他感到这班穷弟兄比结拜的阔朋友好得多，慢慢地他也习惯了兵营的生活，并以此为阵地，开始向士兵们灌输革命道理。

　　李六如的表现，引起了正在组织秘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负责人杨王鹏的注意，经过交往和了解，李六如与杨王鹏结成了莫逆之交。经杨王鹏介绍，李六如即加入了群治学社，同时担任该社的庶务，成为该社的骨干。新军队上的士兵大都是不识字的农民和一部分城市失业工人，他们知道李六如是上书进营的读书人，因此常请李六如写家信、写报单，向他询书问字。李六如非常乐意接近士兵，不厌其烦地为士兵服务，和士兵结成了知心朋友。在闲谈中，李六如常悄悄地同士兵谈起清朝卖国媚外和洋鬼子要灭亡中国的大道理。可是，有人听着打呵欠，认为亡国亡不到自己头上，洋鬼子来不来，他们照样穷。李六如便举出当时越南、朝鲜等国亡国老百姓如何之惨痛的教训，再讲到满清入关在扬州、嘉义等地大杀汉人的事实，兵士们听了，睁大了眼睛，用拳头重重地在腿上捶下去，表示要用自己的性命跟满清政府和洋鬼子拼到底。

　　关于群治学社初起阶段的革命活动，李六如后来在《武昌革命运动史略》一文中回忆说：“群治学社初成立时，人数不多。至宣统元年（1909年），各省扩充新军，从湖北调了许多尉级军官和士兵去任干部，群治学社就利用这机会，派社员钟畸等赴江苏，邹润猷赴安徽，邓刚赴奉天，杨王巽赴上海，分别向各地新军开展工作。鄂军方面，由于在黎元洪部下当士兵的该社负责人杨王鹏升任第二十一混成协四十标一营左队司书，得与队官潘怡如契合，乃破例邀潘加入群治学社的大本营，故进行革命活动极为顺利。” 不久，杨王鹏随军开拔，社务改由李六如负责主持。他即与詹大悲、刘复基等创办《商务日报》于汉口，革命运动更日益发展。未及一年，群治学社在第八镇及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各标、营、队，以及陆军中学堂、陆军特别小学堂，都建立了很严密的各级代表制度，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运用很灵活，社员人数也陡增不少。

　　其间，李六如为群治学社组织的发展壮大及思想政治工作的加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他不拘泥于简章的规定，首先向杨王鹏建议破格特邀队官潘怡如入会，这就为维护和壮大组织铺平了道路。在杨王鹏的提议和潘怡如的支持下，在各协、标、营、队撒下了种子，建立代表制度。李六如不久被提升为正兵，挂上了一个帮办司书的衔，免去了一些操课，使他更有时间到别的标营进行士兵运动，开展与士兵的联络活动。

　　当了两年兵后，李六如进入湖北新军的军事学校——讲武堂。他在讲武堂中又发展了不少秘密会员。

　　俗话说：“笔剑唇枪”。李六如深深懂得大造革命舆论的重要性。在主持社务期间，他拿出一部分会费补助《商务日报》，把该报改为社办，作为团体的喉舌，大胆说话，秉笔直书，多登载时事新闻，少登商业消息和广告。李六如还以兼善生的笔名经常为报纸撰写文章。在李六如与同盟会员刘复基、詹大悲等人的共同组织主持下，《商务日报》（后改名为《大江日报》作为群治学社的机关报，报导了新军里的许多事情，如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邻侵吞军饷、虐待士兵等新闻，引起了新军中不少官兵的注意，纷纷购买《商务日报》。为减轻会员和士兵订报的开支，报社对新军订费实行八折优待，发行量成倍增长，仅湖北新军几乎人手一份。《商务日报》在新军中的革命影响日益加深，为以后发动武昌起义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10年4月，李六如与刘复基、詹大悲为反对清政府借修筑川汉、粤汉铁路为名，大借外债，出卖主权，支持湖南代表团进京请愿，与阻挠代表团进京的四品京官杨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先是在《商务日报》上披露，接着组织旅鄂绅、商、学各界数百人（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到湖南会馆聚会，并邀请杨度到会商榷。杨度拒不赴会。这就更加激怒了与会人员，于是一齐涌向汉口英租界，要见住在一栋洋楼里的杨度，受到租界巡捕的阻挠。只许派代表进去。李六如、刘复基等被推为代表。杨度见来者都是青少年，不以为然，还说：“这是皇上的国家大事，不用老百姓来管。”李六如反问道：“民为邦本，怎么能说国家大事用不着老百姓管呢！国家到底是谁的是，难道不是民众的吗？”“你说你没有主张借外债，为什么不要湖南代表晋京呀！这里说不清楚，走，还是请你过江去同湖南代表说说”。

　　“去干什么？混蛋！”杨度把袖子一抖。

　　谁混蛋？去！去！几个代表与李六如一道把杨度揪下了楼。但是，刚走到马路上，英领事闻报即派印度巡警一百多人劈面赶来，并公然开了枪。闻声，队伍里有些人害怕，蒙着头西窜东逃。走在排头的李六如听出是空枪，大声喊道：“空枪，不要怕，不要乱跑”。他和刘复基扭住杨度的辫子不放。印度巡警人多势众，一阵皮鞭、木棍把李六如、刘复基打得头破血流，还有好几个受了伤。杨度趁杨溜走了。激怒的人们在李六如、刘复基的率领下，高喊着：“把洋鬼子赶出去！”“驱逐卖国贼”等口号。两旁看热闹的人山人海，轰雷似的拍掌助威，大骂洋鬼子仗势欺人。

　　凶神恶煞般的巡警把坚持到最后的李六如、刘复基等十来人带进了捕房，关在一间漆黑的地下囚室里。李六如异常愤慨：现在中国还没亡，外国人就这样横行霸道，暗无天日坐西牢；假使真正亡了国，岂不死无葬身之地。由是他们对满清政府“开门揖盗”、丧权辱国的行径更加恨之入骨。

　　詹大悲等群治学社的同志们全力救援李六如、刘复基等人。他们除多方奔走呼救外，在第二天的《商务日报》上把英国人的暴行如实披露出来，大书特书中国民心不可侮，强烈要求释放被关人员。两湖总督陈葵龙等清廷官吏害怕反对铁路借外债风潮事态再扩大，不得不派人到汉口领事团去疏通。于是，李六如等人被叫去“过堂”，高鼻子“规劝”了他们几句，说：“放你们出去，还是要好好地编报读书，少管些闲事。”

　　李六如他们并不买帐，质问洋人：“我们没有犯法，怎么关我们？什么闲事，这是中国自己的事，洋大人休得如此威风！”

　　两湖总督衙门派来的官员生怕又闹出事端，赶忙打圆场，把他们领了出来。

　　李六如被捕出狱后，革命信念愈益坚强。回到军营的当天晚上，他又秘密召开群治学社骨干会议，部署进一步扩大、健全革命组织和思想发动工作。李六如对大家说：这次抓杨度，反对借债筑路的斗争，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目的，但却锻炼了革命骨干，震惊了洋鬼子和清政府，特别是伸张了民意，鼓舞了民心。其中《商务日报》起的作用不小，销量激增到好几千份。他还冷静地指出：从这次斗争中也暴露了我们团体中的一些问题，有人经不起考验，临阵脱逃；领导成员对民众的组织、指挥能力不强，号召力不不大。他特别检讨自己的组织能力很欠缺，应对突发情况的能力不足。最后，他要求大家提高警惕，抱成团，准备应付敌人的反扑。

　　果然，第三天，《商务日报》就被查封了。群治学社的活动，遂大受影响。

　　“怎么办？”当詹大悲焦急地请李六如拿主意时，李六如镇静地回答：“宣传很重要，还是要想办法恢复出版。”经过策划，他们将《商务日报》改名为大江日报，绕个圈子继续大造革命舆论。

　　1910年夏，湖南长沙发生饥民抢米暴动。李六如估计这可能是革命党在起事。他对当时形势作了分析，认为自铁路风潮发生以来，全国震动。现在两湖饥荒，群治学社团体虽还不算十分强大，但在各标、营、队都打下了基础，有了核心有了枪，假使有了机会，也就可以起义。他当即与刘复基商议，秘密召开各标代表开会，提议借长沙发生饥民抢米暴动的机会，迅速与共进会建立联系，群策群力，予以响应，举行起义。代表们一致赞同，分头行动，正在准备响应时，那边湖南饥民暴动被镇压下去，这边又走漏了消息，新军内有革命党的风声很快被传开。黎元洪派宪兵进营搜查，好在李六如事前将会员名册密藏在穿堂的天花板上，才未被发觉。这次情急起事未成，社名却已暴露。群治学社乃于1910年9月18日改名为振武学社。仍由杨王鹏、李六如负责。为防止泄密，各营不能互相联系，营代表只能承标代表之命。为加强军队工作，刘复基、蒋翊武被介绍入黎元洪部四十一标当兵。革命力量在新军中很快发展起来。

　　这时，瑞澂接替张之洞任两湖总督，他严查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李六如和杨王鹏被开除出营，但他们仍隐蔽在离营不远的破庙文昌阁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将社务移交蒋翊武负责。十天后，蒋翊武从黎元洪的马弁那里得知警察局要来抓他俩，要他俩赶快离开。临走前，李六如、杨王鹏和蒋翊武又召集各标代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部署了今后工作，并决定杨王鹏、李六如的逃亡费由团体支付，一旦起义即返回，并约定了互相通信用的隐语。

　　杨王鹏回湖南湘乡老家。李六如不回老家。他说不达目的，誓不生还。在大家苦劝下，最后出走广西钦州。在州官同乡人李铁桓那里待了一段时间。 李六如记挂着振武学社的朋友们，用预先约好的隐语，悄悄地给蒋翊武写了一封密信。信中说：

　　弟昨日安抵钦州，即下榻州衙门。一切尚好，请勿挂怀。贵校近况如何，师生诸友均好否，时以为念。吾兄年富力强，深望乘此时机，力求进取，前程尚未可限量也。企面望之。远在边鄙静候佳音。

　　1911年，振武学堂改名为文学社，由蒋翊武负责。同年阴历三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文学社便与共进会订立正式同腽，共谋起义。阴历七月，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决定：成立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文学社总机关部内。文学社的蒋翊武、张宪章为正副总指挥，共进会的孙武为参谋长。总指挥部于武昌下设军事筹备处，于汉口设政治筹备处，派居正、杨玉如赴沪，邀请宋教仁诸人来鄂主持大计。部署既定，即准备起义。

　　阴历七月的一天上午，李六如接到一封快信。打开一看，蒋翊武那工整中透着几分刚毅的熟悉手书跃入眼帘：“兹者，弟与文龚二君商办一所私立中学，现正加紧筹备，拟于秋季开学。但须增聘教职员，如愿俯就，望即命驾前来……”读罢，李六如心中大喜，明白武昌那边即将举事。于是，草草收拾了一下行装，马上托故离开钦州，赶赴武汉。

　　然而，当李六如到达武汉时，因故武昌起义已提前。李六如兴奋地看到，武昌首义的爆发和它取得的成功，不仅在一个省首先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影响到全国。各省纷纷响应，十八星旗和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飘扬于黄鹤楼及蛇山之巅。李六如久久凝视着迎风招展的旗帜，沐浴着革命胜利的曙光。他过江去武昌找到蒋翊武、詹大悲等战友，来不及叙旧，就被他们领进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见了都督黎元洪。詹大悲向黎元洪提议让李六如到都督府负责秘书厅工作，黎元洪点头答应。

　　武昌起义的枪声，极大地震惊了清政府。启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授以全权。袁世凯一面与革命军议和，一面大增援军，南下武汉，镇压革命党人。

　　1911年11月上旬，冯国璋率部猛扑汉口，湖北民军败退汉阳，进行整编。李六如被委派担任整编后的四镇第十六标标统，参加了阳夏战役。他亲冒矢后，带头冲锋，左腿负伤，依然咬紧牙关，坚持战斗。队官叶得胜见状，跑过来，一把将他背下火线去上药。激战到中午，奉命率队退守汉阳。

　　段祺瑞军与冯国璋部配合攻下汉阳，革命军退守武昌。

　　1912年1月1日，南北双方代表经过谈判，议和成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不久，文学社全体并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李六如成为同盟会员。同年3月10日，惯于玩弄两面手法的袁世凯阴谋得逞，取代孙中山当上了总统。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妥协告终。李六如心里憋着一团火。他甚不以当一个标统和补授的陆军少数军衔为满足，决定赴日本留学，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国民革命军四师党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财政人民委员会税务局长及国家银行总行副行长、代理行长、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中央财经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兼党组书记，是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著有自传体长篇历史小说《六十年的变迁》等作品。他是我们党有数的几个老前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