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官场清流:“两袖清风”的张难先(2)

辛亥革命网 2017-11-22 09:14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刘秋阳 查看:

作为辛亥元老,张难先在民国官场十度为官,但始终紧抱“修已治人”的儒家信条,将为“全国秩序”康宁做点事作为为官目的,从不计较官职大小。

  即使是蒋介石向他推荐的人,只要不符合德才尺度,张难先都会拒绝。1931年元月,张难先刚到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不久,就接到蒋介石的来电,要求委任蒋伯诚为浙江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对于蒋介石的要求,张难先不敢马虎,同时做足功课,先调查清楚蒋、周二人的来历。从调查反馈的情况来看,蒋、张二人“劣迹甚多”,张难先觉得二人与自己的用人标准不合,于是“电拒之”。蒋介石向来说一不二的,“连电坚持”。张难先无奈之下,亲自“赴京面呈”。见到蒋介石后,张难先就问蒋介石:“知此二人否?予各处咨访,劣迹甚多”,还一一道来,并说:“如主席必欲用此二人,予则挂冠而逃耳。”见张难先态度坚决,蒋介石只好作罢,“汝不言,吾实不知,可再物色他人”。这年夏天,蒋介石又电告张难先,要求委任另“二人为县长”。这次,张难先“大憨”不改,“复电请彼二人来浙面谈后决定之”。蒋介石“复电谓彼二人随予多年,汝下委后即命渠来”。张难先“复电谓亲民之官,关系重大。予有直接责任,必须接谈慎选,此即所以报主席也”。见张难先如此不开窍,蒋介石也没有办法,只好令二人速到杭州。二人到杭州后,张难先对二人作了考察,发现“一人厚重,一人则恃主席推荐,甚倨傲”,随即给蒋介石复电报告考察情况,“与二人接谈,某练达,当即择地委之;某任县令不宜,且缓图。”对于张难先的考察结果,蒋介石“均无异言”,[11]不好反对。

  民国时期帮会多,且势力大,其势力触角甚至延伸至官场,不少官员迫于多种原因也加入帮会,或接受帮会控制。张难先却不同,甚至有点“不识时务”。张难先主政浙江的命令下达后,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等“表示欢迎”,并派人由彭临九介绍“达意”,张难先表示“谢之”。彭临九深知帮会在浙江的势力和影响,提醒张难先:“彼辈非联络不可。”张难先却不买账,“封疆大吏,顾反须流氓地痞保护耶!现在风气之坏,即由士大夫不知自重,或多邪僻之行,奸民即乘间诱惑之,玩弄之,夹持之,支配之。于是邪正是非,道德法律,俱无形消失,世事即不可为矣。吾决不造此恶因也”。[12] 彭临九 “乃不敢强”,知难而退。

  不久,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建造的祠堂竣工。杜月笙是青帮头子,在江浙一带常常呼风唤雨,其势力影响大,甚至涉及全国,连蒋介石都礼让他三分。得知杜月笙建造的祠堂竣工的消息后,国民党政权内而中央大员,外而封疆大吏,纷纷送匾额,派代表,驰电称贺者不知凡几。对这股歪风邪气,张难先却“心窃伤之”,决心与杜月笙划清界限,拒不向帮会势力低头。

  不料,浙江省财政厅长王澄莹偕杭州市的一些士绅请曰:“杜君之祠堂成,各省政府多有表示,不知主席可送一匾额否?”余曰:“吾与杜君素无交情,送匾恐嫌唐突,不便。”莹曰:“此不过杜君颜面地耳。”余曰:“地位较本席大,声望较本席隆者,多有馈赠,本席不足杜君色。”莹曰:“主席不出名,用省政府名义可乎?”余曰:“吾为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名义犹之本席名义。君等私人有交情者,可径送之,省政府未便贸然也。”[13]

  三、力儆贪腐,清正廉洁

  张难先十度为官,每次都能做到秉公执法,对贪腐分子更是毫不姑息。1927年在广东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委员期间,张难先尽监察之责,“力儆贪污,不稍宽假”,贪腐者“为之震慑”,“公之铁面无私,不畏权势之直声,亦震撼百粤矣”。[14]其中,张难先处理了两起贪污典型案件。一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该案发生后,“当道巨公为其缓颊之函电,纷至沓来”,张难先不惧压力,“均置之不理,严厉追究”。该厂长十分害怕,竟弃职逃离香港。二是处理代理外交部长以干股贪污案。这个案件实际上是一件案中案,是张难先在处理另一件案中无意发现的。一天,在处理一公司倒闭案中,张难先发现外交部秘书长(时部长赴俄,其代行部务)涉嫌敲诈,他并没有因为对方是位高权重的高官而放弃,立即“票传对簿”,要求秘书长到监察院说明清楚。哪知这位秘书长认为张难先是大惊小怪,“托人询以可否不到”。张难先对来人说:“既有牵涉,乌能不到。”对方还是不理。张难先毫不让步,再三催促,秘书长始乘汽车到案。原来一公司招股,秘书长认股二千,公司收款,并暗示说:“两千元算甚么。”公司领会其意,不敢开罪,竟如数给以股票,名曰干股。后来公司倒闭,“涉讼”,张难先发现此案,并“一讯而服,当即看管”。[15]

  1932年夏天,蒋介石设豫鄂赣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于汉口,张难先以党政委员身份兼监察处主任。张难先在任上查处了两件与贪腐有关的案件。一是湖北省水利局长陈克明贪污案。1931年武汉发生大水,人民受害甚大,惨痛万状。但是水利部门不仅抢救不力,反而乘机敛财,浮报抢险费用,且数字惊人,舆论反响强烈。接到举报文件后,张难先派遣可靠人员进行侦察,将水利局的报销单据和有关商店的账簿一一核对,发现大半是伪造的。张难先就条举事实,检齐证据,向“剿总”举报。二是查处汉口市长何葆华违法乱纪案。何葆华为湖北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之侄。在汉口市长任内,何葆华恃势骄纵,狂嫖乱赌,生活糜烂,秽声四播,更复肆意敛财,供其挥霍,违法乱纪,莫此为甚。张难先根据举报文件,侦查属实,密请置诸重典,以儆官邪。

  浙江任上,张难先继续力儆贪腐。查办德清县长某案,是张难先浙江任上惩治贪污“第一声”。一日下午,张难先来到民政厅三级科员李飞鹏的办公室,面谕有事要办,要求“散值后稍待”。及民政厅下班散尽,张难先将亲自缮印的公文一纸,银元20枚交给李飞鹏,“嘱令立即前往德清县密查具报”。原来德清县长某,因烟犯案受贿,被县民告发。民政厅内其实设置有专司查案之视察人员,张难先竟舍而不派,而面令一从无办案经验之委任科员前往密查,可见张难先对案件的重视“不言而喻”。受命后,李飞鹏即于翌晨乔装游客,乘轮到达德清县城。经三日之密查暗访,于街谈巷议中,尽得其情。后来,张难先“当奉批令,将该县长免职”。此案的查办在浙江影响很大,“一经传播,群僚震肃”,而民众“亦莫不额手称庆,咸颂公之洞察善断,公正严明”。[16]

  “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17]这是1928年张难先出任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时说过的一句话。张难先在民国官场上多次为官,视贪腐如仇,对自己却要求严格,始终克己奉公,保持清廉。1946年,国民党中央指定张难先为“国大代表”,并电告湖北省民政厅给张难先垫发到南京开会的旅费。按实际开支垫发?从武汉到南京开会的旅费,实际上只需6元多法币。湖北省民政厅不敢怠慢,经多方打听,得知各省“垫发”不一,湖南是20元法币,四川等省则高达100元。经再三权衡,湖北省民政厅给张难先送去了100元法币。按当时官场习惯,所谓“垫发”实为奉送。哪知会一开完,张难先就立即派人将100元法币向民政厅如数奉还。收到退款后,深知张难先秉性的湖北省民政厅官员不敢再将退款送还,只得“缴归国库”,并由厅长余正东向张难先亲函说明。得知处置方法后,张难先十分满意,并给余复函:“昨接大函,甚佩君与主席处置之英明。……此次贵厅为我垫发旅费,到京后,中央已将来去旅费,分别如数下发。回省后,自应归垫,此为常识,此为正办。”[18]

  由于清廉,张难先虽在民国时期长期为官,但基本上没有什么积蓄。1929年卸任湖北省财政厅长后,张难先因“蓄积无多,不能雇人,于是由老妻尸餐,余适市买菜。”

  一日,菜场中遇一人,叱曰:“汝何为此?”余曰:“有何关系?”渠曰:“乌有做过财政厅长而亲自买菜者。”余曰:“有何法典规定?”渠曰:“本无规定,知君者见之难堪。”余曰:“既无规定,知我者据何理由难堪?难堪者不外俗见耳。至不知我者,即根本无问题矣。”渠始晓然。[19]

  由于“蓄积无多”,张难先一家生活清贫,甚至曾以“粗粝”待客,“一碗盐菜,一碗豆腐汤”,“客人不能下咽,义痴公吃得津津有味”。1944年,国民党四大家庭之一的孔祥熙请张难先吃饭。席上竟有从印度加尔各答运来的海鲜。席终休息时,孔祥熙还奉敬每客一只雪茄。雪茄“外表豪华,吸起来有年息的异香”,张难先很少见到,更没有吸过,“叫招待员不要给他燃火,他要带回家去,让家人广广见识”。[20]

  1931年张难先浙江省主席任上时,适二儿子张彻生在杭州结婚,按当时的社会风尚,自然要张灯结彩,宾客盈门,吹吹打打,热门一番。但张家新房陈设简陋,除接待石瑛、刘南如及几个至亲好友外,未设宴会,拒不接受任何人的礼物。1938年2月,三女张泳平在武昌结婚,“出席我们婚礼的,也没有一个显达”;“婚事也很简朴”,新房中使用的一个进口搪瓷面盆,“还是肖瑜二姐几年前结婚时亲友所赠,保存未用,转送给我们的”。[21]

  四、平淡简朴,“乡村老伧”

  “少时处境略顺”时,受父母影响,张难先就养成了乐善好施的品格。1881年夏天沔阳发生疫情,“一丐者病卧厕中”,年仅7岁的张难先“见之泪下,窃家中药物食品与之,时给茶水”,乞丐因此得以痊愈。“16岁父故、22岁兄亡”后,张难先家道中落。从20岁至50岁的三十年间,张难先“苦境极多”,常有断炊之虞,有时“以糠皮野菜度日”。

  家境好转后,张难先不忘“贫寒”,刻苦自励,始终保持简朴的生活作风。跻身官场后,亦是如此,曾被人视为“乡村老伧”。1930年12月,到杭州就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时,张难先身着青衣,头戴小帽,轻车简从,携一仆人杂坐于京沪杭路之三等车厢中。车抵杭州,省府高级官员及地方士绅赴站迎接,并涌入头等车厢,哪知不见主席身影。原来衣着朴素的张难先已挤在人群中悄然下车。

  到杭州后,张难先即被迎入向为省主席官邸的澄庐。澄庐为前清尚书盛宣怀花费银15万两白银建造的别墅。别墅滨濒临西湖,构造特异,内部装璜金碧生辉,饭厅寝室无不精致。张难先“及入,见其穷奢极侈,心恻恻不安”。得知来历后,张难先愈感不安,“国步艰难,何敢如此享受! 况出于贪污盛宣怀之手,顾可一朝居耶!”连连感叹:“此非我居住之所。”[22]第二天,就令人另赁馆舍,“不数日觅定”与省政府邻近的城头巷一中式二层楼的楼房,其中楼上分租给省府科长聂国青及与民政厅秘书贺有年,张难先一家则挤在又潮又暗的一楼。省公安局按例派来卫士,张难先坚决不要,并说:“我家的门,夜半大开,也没有人来偷东西。”[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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