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二次革命(2)

　　国民党的行动

　　4月25日，程德全、应德闳以江苏都督、民政长的名义，通电正式公布了应夔丞、武士英二犯谋杀宋教仁的罪证，真相大白，群情激愤，使环绕着宋案的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在此以前，尽管国民党人已根据应夔丞同洪述祖、赵秉钧的往来通电，揭露宋案的主凶是赵秉钧和袁世凯，但由于罪证没有正式公布，一般人的心理仍不免将信将疑。4月16、17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先后将应夔丞、武士英二犯解交上海地方当局。18日，公共租界公审公廨又将英、法总巡在应犯家中搜获的凶器五响手枪一支、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二包、皮箱一个移交上海地方当局。公共租界捕房总巡也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的函电证据五包。这些罪证都由程德全、应德闳同上海地方检察厅长陈英检查验收。在经过整理后，将有关紧要各证据共同盖印，并拍印照片，在4月25日正式刊登于各报。

　　这些确凿的证据的公布，再明白不过地暴露了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在孙中山、黄兴的要求和舆论的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在公布宋案证据的同时，以案件牵涉到国务总理赵秉钧，提出组织特别法庭审理此案。接着，孙中山和黄兴也在4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严究宋案主名。他们所说的“主名”指的自然就是袁世凯。

　　配合着程德全、应德闳对宋案罪证的公布和孙中山、黄兴要求严究宋案主名的通电，国民党人对袁世凯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抨击。4月27日，徐谦为配合宋案证据的公布在《民权报》上发表《布告国民》一文。文章详细地分析了已公布的各种证据，论证主使暗杀宋教仁的人就是袁世凯、赵秉钧。指出：袁记政府即主使强盗以杀人之政府，叛背民国的政府，无恶不作的政府。不排除此万恶之政府，则无以保民权、伸国法、固国基。文章说，如果袁世凯等杀人犯能按法律制裁则已，如胆敢抗拒，称兵作乱，则我国民当万勿姑息。

　　袁世凯的应对

　　在袁世凯看来，最重要的还不在口舌争辩，而在于实力解决。他早就准备对南用兵，但苦于财力不足。在程德全、应德闳将宋案证据公布的第二天，即4月26日夜，为了解决军费问题，他不惜辱国丧权，命令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完全接受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的苛刻条件，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即所谓“善后借款合同”。

　　与此同时，袁世凯对南方革命党人，又采取拖延的手法，以掩护他暗中积极备战和行动。他以司法总长许士英拒绝副署为理由，反对成立特别法庭审理宋案。由于特别法庭在袁的阻挠下不能成立，宋案就只能由上海地方审判庭审理。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票传赵秉钧到庭受审(这时赵已称病辞职，袁世凯令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但赵秉钧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拒不到案。

　　5月3日，袁世凯公然发布除暴安民令。这个通令不仅是对革命党人的恫吓威胁，也是为他对南方各省用兵制造根据。通令以十分强硬的态度声称：“本大总统一日在位，即有捍卫疆土、保护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为此，令行各都督、民政长，转令各地方长官，遇有不逞之徒，潜谋内乱，敛财聚众，确有实据者，立予逮捕严究。其有无知愚民，或被人诱胁，或转相惊扰者，一并婉为开导，毋得稍涉株连。将此通令知之。”与此同时，袁的爪牙所控制的报纸，如北京的《天民报》《国报》《新中国报》《民视报》《黄河报》《黄钟日报》等，则发出一片叫嚣，大量制造革命党人将举兵作乱的消息，为袁世凯的即将武力镇压革命党人作舆论准备。

　　国民党的迟疑

　　“宋案”爆发后，国民党人虽然在言论上对袁世凯进行了有力的揭露，但由于内部存在“武力解决”和“法律解决”两种根本不同的意见，在相当长的时间，无法形成一个全党的统一决策，也就丧失了利用“宋案”真相大白时的大好时机举兵讨袁。袁世凯用武力解决革命党人的方针早就确定了，是不会改变的。革命党人在紧急关头仍举棋不定，丧失了这个相对有利的时机，就使他们在以后的斗争中处于十分被动地境地。

　　正当国民党人还在为如何解决“宋案”而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已在不动声色地加紧准备用武力来对付他们了。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袁世凯加紧了他的战争部署。5月2日，袁任命段祺瑞为代理内阁总理，成立实际上的战时内阁。5月6日和15日，先后召开军事会议，确定了用兵计划。以段芝贵为第1军军长，率2、6两师及豫军驻豫、鄂边境；以冯国璋为第2军军长，率第3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别由津浦路与河南两路向宁、皖推进。

　　对原立宪派，袁世凯在宋案以后表示，要联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组成一党，自任党魁。本来在宋案发生后，国民党人看到共和、民主党中，有部分人不满于“政府的无状”曾企图争取与他们合作。但是，在这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激烈搏斗的时刻，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领导人，对于国民党人主张联合的呼吁，并没有任何反应。相反，倒是对袁世凯所提出的联合三党和袁的亲信组成进步党由袁自任党魁的呼唤，作了积极的响应。在梁启超等人积极活动下，这个合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号称进步党的“新党”，于5月29日在北京成立。

　　对国民党，袁世凯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狡诈策略。他于4月8日按时召开了国会的开幕大会，并派梁士诒为代表，重申尊重国会和约法，这本是明显的欺人之谈，但却增加了主张“法律解决”的国民党议员进行合法斗争以解决宋案的幻想。对于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和地方实力派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及主张武力倒袁的激进分子，袁世凯则制造舆论，恶毒攻击。他所用的手段，一是利用党徒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进行卑劣的诽谤，再一种是怂恿所控制的各省都督和北洋将领颠倒黑白，通电声讨。如1913年5月13日，原同盟会员的山西都督阎锡山联合直隶都督冯国璋等7个都督通电声讨黄兴、李烈钧等南方革命党人。经过上述种种准备，袁世凯认为可以和国民党摊牌了。他首先把矛头对准孙中山和黄兴，公然宣称：“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时报》1913年5月27日）。

　　在袁世凯猖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内部更加分歧紊乱。袁世凯签订了大借款合同后，“中山先生又召集各省要人会商，决定声罪致讨。他令胡汉民回广东宣布独立，而胡答以时机尚未成熟；令上海发难，而陈其美一筹莫展；商由黄兴促使南京独立，而南京部队间(第1师与第8师)、军官间意见也不一致。黄兴等仍主张加强国民党议员的力量，利用国会进行合法的斗争，以达到推翻袁世凯的目的”（《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453页）。由于国民党对军事讨伐袁世凯举棋不定，一误再误，“事实上南方人心涣散，军事已成为被动局面矣”（《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期）。

　　二次革命失败

　　7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兴师讨袁，发动二次革命，黄兴的态度也有转变，支持孙中山的决定。李烈钧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决心返江西起兵讨袁，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表示将举兵响应，但地处要冲的南京的将领仍然认为力量不足，不愿起兵。7月12日，李烈钧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正式兴师讨袁，与北洋军在湖口、九江附近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一位在旅美华侨中筹款的革命党人，对《纽约时报》表示：“我希望美国人民能同情我们的行动，我们不是为战争而战争，我们是为在这个国家建立民主与宪政的基石，为自由的信念而战。”（《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政治篇》，第105页）

　　江西战端开始后，形势紧迫。黄兴在取得孙中山的同意后，即于14日前往南京，当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兵讨袁。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也相继宣布独立，表面上一时颇有声势，但实际上，双方力量对比，袁世凯在军事上明显地占了上风。因为袁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支持，控制着广大的北方地区，有南方鄂、滇、黔、桂各省都督的输诚，在战前即已调集了军队，作好布置。战争开始后不久，至7月下旬，形势对讨袁军已十分不利。上海方面，陈其美未能攻下江南制造局和占领上海。江西方面，湖口地区的讨袁军遭袁军水陆夹击，于7月25日放弃湖口，向南昌边战边退。安徽方面，因前线失利，安庆陷于混乱。南京方面，讨袁军被迫放弃徐州、蚌埠，退守浦口。正在这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又公开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声明南京独立的一切文电都是黄兴借用他的名义搞的。他公开要求黄兴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

　　徐州前线的失利和程德全从政治上的打击，使坐镇南京的黄兴面临着严重恶化的军事、政治形势，一筹莫展。7月28日，南京军界接到了程德全取消独立的密电，南京卫队营营长张鹏翥更接到程德全捉拿黄兴的电令。张把程的电令报告了黄兴。黄兴悲愤万分，企图自杀，经部下一再规劝，遂于是夜离开南京。其他重要将领也相继出走。程德全遂宣布取消独立。

　　讨袁军在各个战场上也纷纷失利。9月14日，熊克武在重庆失败，讨袁军失去了最后一个据点。二次革命至此完全失败。孙中山、黄兴等人不得不再次流亡国外。当时的一名流亡者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风雨如晦。多少年来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一刹那间，真是百感交集，心乱如麻。在这时，许多人灰心了，当然也有许多人并没有灰心，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还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第496页）这段话，真切地道出了二次革命失败者的沉重心情。在如此惨重的失败面前，他们中的不少人开始重新思索，寻找新的出路。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