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和余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4)

辛亥革命网 2017-11-21 09:34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余品绶 孟进 查看:

2017年,适逢詹大悲先生诞辰130周年暨就义90周年。作为大悲先生辛亥革命时期的战友余诚、余祖言的后裔,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悲先生和余诚等人当年并肩战斗的往事,感慨万千。

  三 湖北革命党人不竞声华,埋头苦干

  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録》中精辟地指出:“湖北为四战之地,一旦有变,虏骑瞬息压境,似无发动之可能,然历来志士,即在此环境下造成一特殊风气,即不竞声华,埋头苦干是也。”[12]

  这种“不竞声华,埋头苦干”的“特殊风气”,就是湖北革命党人行事的风格,就是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

  秉承着这一特质,湖北的革命党人长时间地在军学两界进行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自张之洞将湖北学生中“激烈者,派赴东西各国留学,吾鄂人士,始有亲炙总理(案:孙中山)之机会矣。吴禄贞、傅慈祥、戢元丞、刘成禺、居正、田桐、石瑛、胡秉柯诸志士,一闻总理之主义及计划,倾城归响,如七十子之服孔子。闻教之后,即偕吾鄂全体留学生,标示革命,传播江浒。或则创办《湖北学生界》、《汉声》等杂志唤醒邦人;或则转刊《黄帝魂》、《孙逸仙》、《革命军》、《猛回头》,以运动军队;或则致书乡人,以期宣传之普及;或则组织团体,以冀主义之实行。自庚子以还,形形色色,奔凑咸来。外而东西留学生,内而军学两界,其倾向革命之热情,如雨后春笋,暴发于满山之间。各机关纷纷设立,前仆后起。迨辛亥义旗一举,满清即亡,实早植基于此矣。”[13]

  “庚子以后,士人多投笔从戎,不以仓头为耻。甚或累年不迁,亦安之若素。遇有风潮,则易名再入他营。极少以从军为终南捷径,借党势谋飞腾者。所以无营不有知识分子、革命党人,意态冷静沉默,匿儒冠,而讳新民,犹之西药以糖衣封其猛剂,食者甘之。而官厅遂毫不注意,士兵亦以彼辈可亲,等于手足。不数年间竟将政府之军队,于不知不觉中,尽变为吾党之势力,职是之故,此湖北革命之妙用,非外人所得而知也。”[14]

  对于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冯天瑜和张笃勤在《辛亥首义史》中用通俗的语言进一步给予了说明。在该书第二章第四节《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色》中,他们总结出了五条,以下是其中的第二条和第三条:

  二 超越暗杀主义,埋头苦干

  湖北革命党人并未产生著名的政治领袖和思想家,是一群社会资望不高的小人物,但他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正所谓“鄂省党人,恥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他们不企求以壮烈的一死去耸动视听,认为吴樾、王汉那种“十步以内,血火红飞”的“暗杀主义”,固然壮烈,却不足以成大事;他们不以华丽的言谈文字去博取虚名;也没有像同盟会的某些领导人那样急于求成,而是走着一条艰苦踏实的道路:长期深入下层,运动会党,发动新军,扎扎实实地从事宣传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他们不像留学生党人那样具有号召力,却有着更可贵的“不竞声华”的实干精神。[15]

  三 以运动新军为重点

  发动新军,始终是湖北党人活动的重点。1903年花园山聚会已明确此一方针。1904年春,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等聚会武昌,谈及革命进行谋略,一致认为,“若暗杀又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几经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在他们看来,“时至近代,政府武力虽不足恃,但凭无饷无械无训练之乌合众扑之,未有能制胜者也”,由此得出结论:

  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

  刘静庵、张难先等先后投马队营、工程营为兵。

  另外,正当有的同盟会员迷恋于海外宣传,不愿(或不敢)回国进行艰苦工作的时候,余诚毅然带病回国,致力于团结湖北各革命组织,尤其注意发动新军,直至病重身故。

  ……

  因为有革命党人深入新军的长期发动工作,至辛亥秋,终于实现了“抬营主义”,把湖北新军的若干标营成建制地从清方抬到革命一方。这是辛亥首义成功的关键。[16]

  阅读了这些资料以及其他大量生动具体的回忆录,我们方恍然大悟,原来湖北的革命党人不但没有丝毫的懈怠,而是工作更加深入细致了。这,就是具有大历史担当精神的湖北革命党人啊!

  正是秉承着上述一以贯之的优秀特质,己酉年的秋冬,詹大悲和余诚等人在武昌进行着细致而平凡的革命活动。

  四 詹、余等人在武昌的活动

  早在1906年,余诚和刘静庵等人以日知会为基地,贯彻实施着同盟会的宗旨,不仅在学界广泛地开展革命活动,并且很快就向军界发展。一个“文的”,革命宣传,教育群众;一个“武的”,向军队渗透,掌握武装。这就是刘静庵、余诚和很多革命党人心里非常清楚的两大方面,因之格外倾注精力,积极而周密地开展工作。

  辛亥革命志士梁维亚回忆道:“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我就到第八镇第三十一标第一营前队当兵,因军队中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对我思想有所启发。那时同乡余诚从日本回来,成立湖北同盟会,我即由他介绍作同盟会会员。”[17]

  辛亥革命志士杨玉如写道:“适同盟会派余诚为湖北分会会长,是年春到武昌,倚日知会进行党务,不以同盟会相号召,内外联系,声势更张。(余)诚与(刘)静庵极相得。于是设东游预备科、江汉公学,增置号召机关。”并由会员在外创办了很多社团,“皆与日知会相呼应。先是湖北军界仅有少数志士入伍,与学界不相结合,自各社成立后,情谊始得沟通。于是吾鄂莘莘学子,桓桓武士,皆充满革命朝气矣!”[18] 

  遗憾的是,那时詹大悲还在鄂东求学,和余诚并无“交集”。待到1909年秋,余诚甫从日本回到武昌,则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詹大悲立即“以自我介绍函约(余诚等)晤谈”,于是,他们很快就见了面,并立即开展了工作:

  “清光绪三十三年[19],同盟会鄂省负责人余诚(字简斋,麻城县人)由日本回到武汉,住雄楚楼街[20],同来的有同盟会会员温楚珩(北京人),稍后回来的又有同盟会会员黄侃(字季刚,蕲春县人)。温、黄均借居在留日同学刘伯英、刘昆荪弟兄的家中(武昌涵三宫街)。其时武昌军学两界抱有革命思想的同志已日有增加,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学生詹瀚(字质存,笔名大悲,蕲春县人),与这些同志多有联系。詹原在黄州府中学读书,才气纵横,下笔千言,校长吴兆泰誉之为黄州府所辖八属之冠。詹大悲在该校时因阅读新书及海外各种杂志,思想进步,指斥朝政,又因与同学宛思演等暗组团体,被开除学籍,因至武昌地方自治研究所(该校为汤化龙主办,在粮道街西口内)肄业。詹来省后,见闻日广,革命思想益加发展;闻知余、黄、温等均自日本归来,即以自我介绍函约晤谈。此后詹并邀约军学两界同志多人,不时到余诚处聚会,由余诚等告知同盟会组织之缘起及其情况,并言此次回国任务就是宣传同盟会纲领,启发人们的革命思想,希望大家结成团体,共同进行革命,听者甚为鼓舞。自此以后,詹陆续介绍的同志甚多,其中比较优秀的,在学界有黄梅县人宛思演、梅宝玑,黄冈县人熊继贞(字子贞,又名十力)、蕲春县人李翊东(字西屏)、陈屯(字冕亚)、张浩(字东屏);在军界中有黄陂人蔡济民(字幼襄)、吴醒汉、潘康时(字怡如),京山县人王守愚(字玄奕)、湖南人龚霞初、唐牺支、杨王鹏(字子鬯)、刘尧澂、蒋翊武、鈡琦,贵州人王宪章等。此后这些同志均成为军学两界的重要领导人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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