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大悲和余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3)

辛亥革命网 2017-11-21 09:34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余品绶 孟进 查看:

2017年,适逢詹大悲先生诞辰130周年暨就义90周年。作为大悲先生辛亥革命时期的战友余诚、余祖言的后裔,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悲先生和余诚等人当年并肩战斗的往事,感慨万千。

  《辛亥革命大事记》和《辛亥首义大事年表》,使我们对当时的形势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意味深长的是,上面这两种颇具权威性的大事记,都将在湖北主政了十八年(1889—1907)的张之洞的病逝列为国之大事。这是有道理的。

张之洞(1837—1909)

  美国著名的远东问题专家、传教士布朗博士指出:“大清王朝此时的另一个巨大损失是1909年10月4日老牌军机大臣张之洞的去世。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与袁世凯齐名的、智慧和能力并重的进步政治家。他去世的那一天对中国而言是极为黯淡的一日,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在中国再也找不到了。他的去世引起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之间彼此缺乏信任感,未来中国一旦陷于混乱,将陷于分裂。”[5]

  综论继1908年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几乎同时死亡以来的形势,包括1909年10月张之洞的死亡,布朗认为,此时“革命的绝佳时机已经到来。”[6]

  同时,“立宪运动随即汹涌而至。1909年10月14日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拥有21名成员的中国第一个省级议会成立。”[7]故而我们在两种大事记中都看到了这种汹涌的浪潮正在席卷全国。然而,虽然立宪派士绅的“参加对于加速清廷的崩溃,促进各省光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他们不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不言而喻的。”[8]

  事实上,“活跃在辛亥革命舞台上的主要是四种社会力量:共和知识分子、新军、会党和立宪派士绅(立宪知识分子、民族资本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9]其中,“参加起义的新军实际上是穿上军装的共和知识分子”[10]。而“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其原因,就在于出现了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共和知识分子,就在于共和知识分子发挥了领导作用。”[11]

  既然如此,作为领导者的湖北革命党人的后裔,读了上面两种大事记,就难免有所“失落”了: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围绕着争路权而记载了张伯烈、夏道南、陶勋臣等人的活动,我们没有看到湖北军学两界其他的动态,更不用说轰轰烈烈、惊天动地的大事了。人们不禁要问,在距天翻地覆的“辛亥秋冬”不过两年时间的“己酉秋冬”,湖北军学两界的革命党人到哪里去了呢?难道他们被三年前“丙午秋冬”的“日知会党狱”吓破了胆吗?

  否。

  我们要透过表象看本质,本质就是湖北在全国所处的特殊地位、险恶环境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湖北革命党人的特殊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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