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商人王一亭的辛亥年(2)

　　1905年11月11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宣告成立，王一亭当选为议董。同年12月，状元实业家张謇等立宪人物在上海成立了国内第一个政治实体——预备立宪公会，王一亭被推举为该会会董。这意味着王一亭由商界正式一脚跨进了政界。

　　其实那时，上海有一大批绅商热心于社会事务，热心于立宪救国。他们对于晚清政府的丧权辱国焦虑之极，愤懑之极。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百日维新、八国联军进京、辛丑条约等等的事件强烈地刺激着这些绅商的神经。

　　终于，在全民的集体意识推动下，1906年9月1日，一道“预备立宪”的上谕从紫禁城传出，清廷的“仿行宪政”引来从北到南一片欢呼。反响最热烈的还是上海。9月9日，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上海总商会、华商体操会、洋货会馆、商学补习馆、商学补习会、商学公会等自治组织和各学校纷纷开会庆祝，上街游行，大清龙旗高高挂起。

　　据《申报》1906年10月2日报道：“凡通都大邑，僻壤遐衢，商界学界，无不开会庆祝。”

　　大清国立宪，在国人尤其是学界、商界、报界的精英阶层心中点燃了希望，和大多绅商一样，王一亭最初是满腔热忱拥护清政府立宪的，内心对于龙庭中的皇上充满着希望。

　　三， 绝望之后转身革命

　　但是，很快王一亭的希望变成了绝望，渐渐发现，立宪原来是一个骗局。尤其是他和沈缦云代表上海绅商去了北京申请召开国会，遭到拒绝后，大失所望，失望最后变成了绝望。

　　这时的上海，在革命党人陈其美的活动下，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广泛传播，推翻清王朝的大旗正在从幕后走到前台。王一亭深受影响，他常去《民立报》与革命党人于右任、宋教仁等畅谈国事，内心风云激荡，也开始由立宪走向革命。

　　1909年，黄兴等人组织的广州起义失败，消息传来，王一亭获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英勇事迹，悲痛难忍，“每届演讲声泪俱下”，决心为同志报仇雪恨。

　　1910年，他加入中国同盟会，担任该会上海分会机关部的财务科长，负责同盟会各种款项的收支。他开始将自己的财产捐给革命所用。陈其美缺钱，王一亭二话不说，一次就捐赠大洋50万，支持陈招兵买马，创办《民立报》、《民生报》。据说，这笔钱当时足够买下一条石库门弄堂。

　　1911年5月，更令人无语的消息传来，清政府宣布成立所谓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总理大臣竟然是大贪官庆亲王奕劻！13人中，汉官仅4人，其余都是皇族满人，人称之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这让拥护立宪的绅商们对朝廷彻底看透了，无望了，清政府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忽悠了一个“假立宪”!

　　这大大地激怒了上海绅商，拥护立宪也就很自然地变成了拥护革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自然要动刀动枪，要流血牺牲，王一亭是信佛的，慈善为本，不动杀戒，但他还记得《华严经》中“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因此，当1911年10月10日武昌枪响过后，万物将倾之际，他就和上海的革命党人坐在一起共商起义大计。

　　11月3日，发生在上海南市的那一幕是王一亭人生中，也是上海近代史上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日下午2时，上海起义部队兵分两路，一路由陈其美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另一路由李显谟率领商团攻占上海道，县衙门。到晚上八时，整个上海县城全部光复。

　　但是，江南制造局却因清军占有有利地形和火力优势，革命军屡攻不下，伤亡惨重。而这时一身是胆的陈其美竟然只身一人进敌营劝降，非但没有成功反而被关押起来。

　　此时清军已从南京、松江两路调兵向上海包抄反扑，万分危急。众起义首领皆犹豫不决时，王一亭挺身而出，高举双手慷慨激昂道：“事亟矣！进或亦死，退则必死，等死可乎？与其引颈待戮，无宁为国殉身，若事有济，则与民国前途裨益良多。”

　　一席话大大地鼓舞了士气，起义领袖决心拼死猛攻。王一亭立刻“搦管书反攻令，一挥而就，词殊激昂”，而且还要亲自上阵，被李平书阻止。他便命从日本归国的长子王孟南组织敢死队，沈缦云等痛哭誓师，激励起义将士拼死攻下制造局。

　　经过彻夜激战，次日凌晨，终于攻下了大清在上海的最后堡垒，陈其美也得救脱险。王一亭从此与陈其美成为莫逆之交。

　　上海光复后，王一亭相继被委授沪军都督府交通部长及商务总长。

　　打江山易，守江山难。新政府成立后即刻面临财政危机。处处需要用钱，却又缺乏来源。王一亭多方筹款，他先后为军政府垫公债款40万元，为革命军筹措军费数10万元，又经手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35万元。由他和沈缦云等负责的信成银行还为军政府发行钞票，几乎成为政府银行。王一亭承担的这些垫资、借款、担保，后来大半“无法收回”。

　　这真可谓千金散尽，王一亭身为富豪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明哲保身，勇往直前，无怨无悔。

　　四，当以为善为职志

　　民国了，没有了皇帝统治，但王一亭发现，北京政府治下的时局依然动荡，天下依然不太平，对于革命后的遗憾和怀疑渐生。

　　1913年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剌，这给当天在场的王一亭强烈地震撼和痛苦。同盟会员公推王一亭出面善理后事。悲愤之余后，王一亭还看到了上海绅商中出现了裂痕，原先倾向革命的绅商开始拥护袁世凯了。这让他一腔愤恨中添加了复杂的情感。

　　7月17日，王一亭与沈缦云在上海总商会，这个上海大商人聚会的机构内劝告商界赞成上海独立时，当即遭到激烈反对。最后举手表决，当时20人中仅四人举手赞成。“王一亭愤激，当场宣告辞职”。由此，上海总商会与革命党人公开决裂，王一亭也和那些拥护袁绅商分裂。

　　不久，各地纷纷举起讨袁旗帜，爆发了“二次革命”。王一亭再次慷慨解囊，为陈其美的讨袁军提供援助。当流亡日本的陈其美派蒋介石秘密潜回上海，王一亭还让蒋躲在自己家中。

　　1913年7月，袁世凯以所谓“助乱”的罪名，下令通缉王一亭。但王一亭是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总代理，全家已移居租界之内，通缉令被租界当局扣押，躲过了这一劫难。

　　躲在租界内的王一亭深居简出，内心也深深陷于迷茫中。他目睹了太多的派系之间的勾心斗角、相互倾轧，而后随之而来大小军阀混战更让他对革命的失望。他意识到这场民主革命的软弱无力，对国家的前途感到心灰意冷和茫然。

　　王一亭走过辛亥年，寄希望通过革命实业救国，但发现自己的这些努力都落空之后，真有那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感觉。他心力交瘁，在其老母的劝说下，决定不再过问政事。从此，他“避居英租界爱而近路（今安庆路），熟读诗词、经史，尤重文字训话之学、每日作画数时、从未间断、深入简出、专心绘事”。潜心于商业、书画、佛教和慈善事业，有“王菩萨”之雅号。

　　袁世凯死后，有人请他再度出山，他却感叹道：“民生憔悴若此，当以为善为职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