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敢”字是张难先不朽的魂灵(2)

　　五是敢趟新路。张难先为官不仅出以公心，而且总爱改革创新，给民国官场带来一股清新之风。1925年任广西榷运局长时，他裁减冗员，废除机关陋规，制定廉洁奉公制度。1928年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时，他着手整顿厘金，订定税则，汰除庸劣，严惩贪污，慎选廉吏，不过数月，湖北即告弊绝风清。税收增加后，他立即创立湖北省银行，筹建国立武汉大学。1929年任国民政府铨叙部长时，制定铨叙法规。1930年底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后，大刀阔斧，精简机构和人员，大胆启用能人和专业技术人员，严厉整肃官吏奢靡之风，不准官吏大吃大喝、到西湖坐游花船，大力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确保水电、跨江大桥等重点民生工程项目顺利推进，力促各级官员深入农村，了解群众受灾情况，发放救灾物资和粮食，全面建立医疗卫生机构，防治疾病，保障民生，使当时的浙江全省上下官场风气为之一新，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六是敢惩贪腐。张难先一生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对官场贪腐总是嫉恶如仇。1927年就任南方政府监察院委员之职，见当时税务人员多贪污，于是彻查广东省黄冈厘厂（收厘金的机构）账目，许多有地位的人为之打招呼，说情的信函、字条如雪片飞来，张难先均不予理会，照查不误。厘厂厂长某惧怕贪污劣迹败露遭到严惩，逃往香港躲藏。张难先还查出外交部秘书长、代理外交部长某某有敲诈嫌疑，并不法外施恩，传其受讯，此人以大员身份倨傲，认为是怪事，竟不到堂。接连严传，才乘汽车来，甚是威风。张难先为打消其气焰，仅派一科长讯问，一讯而服，以收受两千元干股触犯法律，押解法院看管。1928年出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他从整理弊病极大之厘金局的征收着手，慎选廉吏，严惩贪暴。当时桂系统治湖北，汉口征收局长白崇墨系白崇禧胞弟，武穴征收局长为李宗仁之嫡表，均倚仗权势，不理局务，坐拿干薪，张难先将他们分别撤职和免职。1932年任蒋介石“剿总”党政委员会委员兼监察处主任，就职后，他大力整饬风纪，访查贪污要案。闻知武昌下新河有人借特税处稽查为名，在江中敲诈船商，便派一科长化装商人密查，取得证据，马上拘获首犯葛顺祥枪毙。湖北防汛堤款关系全省人民生命，有员司竟鲸吞七八十万。上年事发，已拘获要犯刘文荩，由湖北省政府送武昌地方法院惩办。张难先以案件重要，准备重点检查。但法院检察已将刘文荩保释。张难先商得蒋介石手令，亲自逮捕首席检察官胡恕，迫使该院将刘文荩抓获归案，于是释胡恕而枪毙刘文荩。湖北水利局长陈克明趁上年武汉大水灾之机，浮报抢险经费，张难先派人查实报销单据多属伪造，由“剿总”将其撤职法办。汉口市长何葆华大肆敛财，生活腐化，张难先密请置诸重典，惟因消息泄露，何犯潜逃。还有一次，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偕其亲戚、贵州省府秘书长双清夫妇夹带大宗烟土吗啡，由四川鼓轮东下，途经武汉，被侦悉。张难先亦报蒋介石严办，将双清夫妇扣留，刻日解部，毒品则予以没收。这些案件查办后，贪暴为之震慑。

　　七是敢犯龙颜。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徇私情，是张难先为官做事始终坚守的底线。张难先在北伐后，曾在蒋介石麾下做官，对蒋介石的认识有不清的一面，但他对蒋介石一些胡作非为也有过斗争，曾五顶蒋介石。1927年张难先反对蒋桂混战，愤然辞去湖北省财政厅长，蒋介石多次要他复职，并恐吓他，但张难先坚决拒绝并对蒋介石的代表说：“复职有关羞耻，虽系项不往也。”民国时期，蒋介石是最高的权势人物，但得到蒋介石重用的张难先却在很多问题上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任命他当自己家乡浙江省的主席就是一种信任和器重，但在任期间，蒋介石电令他委任蒋伯诚为保安处长，周象贤为杭州市长，他竟回电拒绝。蒋介石连电坚持，他只好赶赴南京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二人的劣迹，并称：“如主席必欲用此二人，予则挂冠而逃耳。”蒋介石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取消了对这两个人的提名。不久，蒋介石又电令他委某二人为县长，他复电要求请那二人来浙江面谈后再作决定。蒋介石复电说他二人随我多年，你下委任状后即命他们来，张难先复电说：“亲民之官，关系重大。予有直接责任，必须接谈慎选，此即所以报主席也。”蒋介石不得已要他们来杭州。接见后发现，一人比较稳重，一人则恃主席推荐，非常傲慢。张难先马上复电蒋介石：“与二人接谈，某练达，当即择地委之；某任县令不宜，且缓图。”搞得蒋介石无话可说。1931年，蒋介石不抗日直至丢了上海，张难先致电要蒋介石“通电罪己，与民更新”。1932年，抗拒蒋介石想把湖北修堤款提交中央，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维护了湖北人民的利益。正如他自己所说：“强豪荼毒地方者辄不惜捐生命与之争。”

　　八是敢谏直言。抗战胜利后，张难先回到武汉。经过八年离乱之苦，家人得以重新团聚，他“感慨废兴，万物刍狗”，满怀希望国家能劫后复兴，团结建国，因而对蒋介石联美反共的内战政策深感忧虑。在1947年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他提出“要以调解中共问题为中心”，制定一个国共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方案。并提了四个提案：一、请政府能受尽言以致富强；二、请政府注重力行安内和外；三、请政府本身守法以奠定宪政基础；四、请政府注重监察司法两权以禁暴止贪。张难先首先指出，以往参政会上大家以抗日为重，对蒋介石政权的独裁批评甚少，招致舆论界、百姓的不满，“受国人之唾骂”。进而提出“胜利之期近在眉睫，正政府通盘筹划之日，亦本会酬答国人之时。”明确提出，若此次会上再“本会不言、或言而不尽，即为忘职责、无心肝、骗民众。”继而要求蒋介石政权“具民主之风度，立法治之规模，豁达大度，从谏如流”，这样才能“吾国之富强，亦可刻期以候也”。他的四个提案，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建设一个民主、自由、富强中国的愿望，是为胜利后“做到政治清明，则国内之纠纷可清”而着想，表达了企望国家息战兴邦的心愿。结果他被当权者讥为“秦桧“，视为替共产党张目。就这样，张难先从国民党反动派的一系列倒行逆施中，看透了蒋介石的狡诈和李宗仁、白崇禧的愚蠢，认清了蒋家王朝的覆灭和人民革命的胜利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毅然与蒋介石决裂，辞去蒋介石给他的高级顾问职务，站到人民一边。

　　综上所述，“敢”字是深嵌于张难先思想和灵魂深处的一种傲骨之气、凛然正气。张难先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杰出人物，是中华民族从古以来不可多得的民族脊梁。

　　（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仙桃市张难先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