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敢”字是张难先不朽的魂灵

　　世人都晓张难先怪，但张难先究竟因何而怪？我认为，关键在一个“敢”字上，他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话，敢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敢出了奇，敢出了名。

　　一是敢为人先。身处民不聊生、国破家亡艰难时局，饱学中国历史、饱尝生活艰辛的张难先秉承了荆楚先人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是湖北最早的民主革命家之一。他先后受康有为、梁启超，尤其是孙中山共和思想之影响，树立“排满革命”的观念，常与同辈论天下，奋而奔向省城武昌，寻找救国救民之路。1904年初到武昌后，张难先经吴禄贞介绍，投入工程营当兵。认定要救中国，非推翻满清统治不可；要推翻满清统治，非投军入伍不可。他与胡瑛常在操场向士兵宣讲革命道理，散发《革命军》、《猛回头》等宣传品。是年6月，张难先和胡瑛等人在工程营发起创建了湖北第一个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名为科学补习，实则谋划革命。当时有张难先、宋教仁、胡瑛、吕大森等12人加入补习所。7月3日，科学补习所在武昌多宝寺街召开成立大会，推举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为文书，张难先为干事，负责工程营发动。科学补习所从此在工程营播下革命火种。张难先最早提出“革命必须运动军队、运动军队必须投身行伍”的全新理念，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他坚持不懈地深入军队士兵和学校学生中宣传和鼓动革命，为1911年10月10日发动的辛亥武昌起义胜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楚人二千多年前曾推翻暴秦，实现“亡秦必楚”。二千多年后，又“亡清必楚”，实现了反对封建帝制，推翻满清王朝统治的壮举。

　　二是敢抛头颅。张难先为了革命，奔走呼号，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早在戊戌变法时期，他就甘冒杀头危险，“每日操康、梁书到处宣传”也曾被捕受审。知县郝青山问：你是张难先？是革命党？张答：是！知县又问：你的同党是哪些人？首领是谁？给我一一招来！张答：同党遍地都是，首领就是你郝青山。这一下吓坏了知县郝青山。因为当时满官陪审也在场，如果被满官听清了，要杀头的话，也要杀他郝青山的头。郝青山情急生智，连连喝叫：他是疯子！他是疯子！给我乱棒打出去。就这样张难先被赶了出来，得到“疯子”的外号。1906年，张难先参加刘静庵组织的“日知会”。同年秋天，湖南萍、醴酝酿起义。孙中山派胡瑛、朱元成、梁钟汉来鄂协同日知会组织响应。11月，萍、醴起义爆发，由于叛徒郭尧阶出卖，湖北起义还没有发动就遭破坏。敌人查封了日知会，张难先、胡瑛和刘静庵等九人，相继被捕入狱。当敌人在武汉追捕张难先时，革命党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劝他奔走海外，并为他筹备了二百元路费。但他认为，不能在危急时刻离开祖国和革命党人，婉言谢绝了同志们的劝告，决心和大家斗争在一起。数日后，军警追至沔阳，郭尧阶假意请张难面谈“要事”，妄图诱捕张难先。张难先见郭后义愤填膺，指着郭的鼻尖怒“批其颊”，痛骂其卖党求荣的无耻行径。郭命士兵入，持枪挟张。张难先十分蔑视敌人，慷慨激昂、骂不绝口。张难先在狱中斗争更是英勇。他乘机“晓以大义”，对士兵进行革命宣传。当他见到叛徒郭尧阶时，怒火万丈，向他猛扑过去，拳脚相交，狠狠地揍了一顿，狱吏见张难先如此勇猛，当即给他上了手铐脚链，并加派狱卒看守，以防不测。当天深夜巡警道冯启钧提审张难先，企图获取日知会和革命党人活动情况，作为镇压革命党人的“证据”。张难先挺身而出，自承革命，以一死绝吏廷之欲，不牵涉其他任何人。数日后，再次提审时，他看见摆着各种刑具，十分蔑视地暗想：“今日当与此辈为缘，试男儿身手矣。”冯启钧问：自述中“延颈以待”是什么意思？张难先答：颈，即吾之颈项；延，即伸长；以待，即待公等速破吾头也！张的回答气得冯启钧乱叫：汝无揶揄吾，吾亦略读几句书。张难先回敬道：当然，不读几句书哪有大观察做也！斗得冯启钧理屈词穷，只好退堂。数月后，张难先因病被保释出狱。

　　三是敢斗权贵。张难先敢于坚持真理，与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势力作不屈斗争，坚定地维护国家大局和人民利益。早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大总统，他伤心至极，辞去了军政府秘书、招讨军顾问职务，抗议袁世凯复辟帝制，毅然退隐家乡，读书、灌园。并在自己的书房写了一副对联：“恩仇报尽寻黄石，戍马归来慕赤松。”充分体现了“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崇高品质。1922年，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被迫辞职，蔡元培等人力主黎元洪任大总统，张难先知道后，一面致电黎元洪，请让孙中山为大总统，一面急电蔡元培：“……公等此种主张是偏颇的，是狭隘的，是袒护有枪阶级的，会造成异日大战。公等执学界牛耳，出言不可不慎，主张不可不公。军阀专横，恃政治家以纠正之；政治家污浊，恃学者纠正之；今学者又如此，则吾国之苦，百姓将永无宁日。”张难先两份电函虽未改变局势，但后来的形势发展，果如他所言，军阀继续混战，百姓久久不得安宁。1931年9.18事变后，张难先坚决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力主国共和作，共同抗日，当其主张遭到攻击后，拒受蒋介石的“国策顾问”聘书。他反感国民党高官杨永泰之流专横跋扈，与之进行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较量。1949年，当人民解放军逼近武汉时，国民党白崇禧部开始骚乱，隐居在武昌珞珈山的张难先约同李书城等知名人士，四处奔走，力主武汉和平解放，及时成立“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张难先主持会务，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并与白崇禧面对面作毫不妥协的斗争，迫使白崇禧部撤走，终于确保了武汉局势稳定，让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和平进驻武汉，全城未遭任何损失。张难先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正如他1943年为自己作的《七十自寿联》所说：“少与恶社会斗，长与恶政府斗，拔剑揭竿，祸闯百千侥幸过；贫病足以死吾，忧患足以死吾，连灾屡劫，我生七十实真难。”这是张难先的一幅自画像，是其对自己已逝的七旬年华所作的真实概括。

　　四是敢拒邪恶。在旧社会的官场上，好多官员都喜欢与地方流氓恶势力绞在一起，狼狈为奸。但张难先做官，既不爱见黑恶势力，更不与黑恶势力为伍。做浙江省政府主席时，上海滩上的恶势力主要是上海帮会头目黄金荣、杜月笙之流，一般政要都不敢招惹他们，但张难先偏偏不信邪，就是不买他们的账，不拍他们的马屁。委任张难先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的命令公布后，黄金荣等表示欢迎，派人由彭临九转达意思，张难先谢绝了他们的欢迎。彭临九劝道：“彼辈非联络不可。”张难先大义凛然地说：“封疆大吏，顾反须流氓地痞保护耶！现在风气之坏，即由士大夫不知自重，或多邪僻之行，奸民即乘间诱惑之，玩弄之，夹持之，支配之。于是邪正是非，道德法律，俱无形消失，世事即不可为矣。吾决不造此恶因也。”不久，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的祠堂建成，上至中央大员，下至各省疆吏，送匾额，派代表，致电祝贺的更是不在少数，蒋介石也特地送去了“孝思不匮”的匾额，并派杨虎宣读了祝词。张难先对这种现象本来就很反感，不料财政厅长王徵莹和杭州士绅来请他送匾额，他以与杜月笙素无交情拒绝，王徵莹说：这不过是给杜月笙一个面子，要是主席不愿具名，可用省政府名义。张难先回答道：“吾为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名义犹之本席名义。君等私人有交情者，可径送之，省政府未便贸然也。”说得下属们赧颜退出。张难先虽然没有给黄金荣、杜月笙们面子，但也并不惧怕他们，在杭州工作的一年多时间里，照样出入上海滩。张难先不傍大款，不勾结黑社会，照常在他们的地盘上来往，也没人把他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