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与教育的不解之缘(2)

　　张难先没有机会留洋接受西式教育，但他很希望年轻一代在国内也能接受西方自然科学和新思潮、新理论的新式教育，弥补他一生的缺憾，所以，他勇挑重担，惩贪治懒，整顿税制，重振湖北财政，极力支持建立国立武汉大学。“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一代人杰张难先对武汉大学的历史贡献是不能忘却的。

　　教育经费是从事教育的前提和保障。张难先1930年底接任浙江省政府主席之前，浙江省教育经费已经积欠达四个月之久，因此新一届省政府对于解决该问题的态度，是社会各界比较关心的话题。张难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系财教两厅分内事，本人当督促其实现。”“教育经费是很该注意的，将来应当竭力设法。兄弟在湖北财政厅长任内，未接任时，已积欠五月。迨接任后，兄弟就没有欠发过，这是根本之图，不能随便放过。”新一届浙江省政府委员就职后，财政厅因鉴于省库奇窘，而积欠的教育经费急于发放，多次向银行界磋商借款，最后银行界决定答应借150万元，“其合同业于昨(九号)日签订，利息一分，六个月为期，财政厅仍以全省箔类税二百二十万作抵，所有一百五十万借款内，须划除前大关统捐借去借款二十五万，现净解现款一百二十五万”。这使得张道藩就任教育厅长以后，逐月能设法筹办，但是以前的亏欠不能发清。据“全浙中等教职员推派代表在省集议，要求教育厅于六月二日发给一月半薪，十二日发给一月半薪，二十日完全发清，如五日无答复，六日起全省中校罢教，张（道藩）以欠薪完全发清，须款百余万，无论如何，不能办到，二日电京辞职，颇坚决。”浙江省政府委员会在张道藩递交辞呈后，马上召开临时会议，议决对张道藩的辞职，进行慰留，同时责令财政厅尽快发放欠薪。”财政厅为发清积欠的教育经费，“决定乘各县开始征收田赋上忙之际，将本省三四五六月份教费通知书一次发出，使所有教费新旧欠款，完全清理。尽管财政困窘，新一届浙江省政府努力设法解决积欠教费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履行了张难先抵杭时的承诺，也为继任者注意教育事业树立了榜样。

　　1941 年4 月，张难先卸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后，寄居宣恩县长潭河乡一个农民家中。6月，他在租住的房子里开办“耻庐成人识字班”,教文盲农民识字,分文不取。因农民时间无定时,学习时断时续,张难先“不厌其烦, 来一个教一个,白天来白天教,晚上来晚上教”，教材由张难先自己编订。识字班开学的那天，张难先不叫“开学典礼”，取名“恳亲会”。他说，为人最重要的是诚恳，我们是同胞兄弟、炎黄子孙，要相亲相爱，团结互助，故名“恳亲会”。会上，他说，穷人要识字，才不会孤陋寡闻，今后才会有出息，一定要发奋，立下恒心。他还说，做人要有胆识，没有胆识的人，是无用之人。在教学过程中,他重视启发觉悟,培养农民学生的爱国意识。据学生回忆:“讲‘中’字，他就联系中华民族的历史,愤怒地讲日寇侵犯中华。教育我们要做一个知大仁晓大义的人,爱我们民族,爱我们国家。仇恨日本侵略者,仇恨民族败类。”在抗日战争的环境下,张难先教育民众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国民的爱国意识,激发国民的爱国热情。有时，张难先也提问：“为什么有一等人穿绸挂缎，丰衣足食？”学生回答：“那一等人命好，有祖田父业。”张难先淡然一笑，气愤地说：“这叫不平等。这个社会要改造，要人人有饭吃、有衣穿。”他将租住屋命名为“耻庐”就有深意:“耻者乃耻辱也! 庐者茅屋也! 我们这些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几度革命,不仅没有治理好中国,而反遭日本侵略,国威坠地,实为耻辱也! 我虽年已古稀,不能报仇雪恨,匿居深山,故用‘耻庐’，不忘国难也!”张难先的民众教育活动为期一年,直到他迁居重庆。

　　早年，张难先打算在老家祠堂旁边建立一所中学，其他问题都解决了，因为教师难找而流产。解放后，在他的积极争取和努力下，老家接阳办起了一所初级小学，他专门从武汉购买铜钟、课本、教具，送到学校。提起张难先在老家办学的事，一些上了年纪的老者至今仍记忆犹新，十分感念张难先。

　　关于张难先论教育的文章传世很少，目前为止，笔者只看到了荆楚文库《张难先集》（2016年5月第一版）中收录的原载《湖北教育月刊》1933年第2期的《推进乡村教育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张难先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教育不是一乡一邑的事情，一地方特殊的设施之能否适合于全国，须看其是否含有普遍之可能性。”他曾与梁漱溟先生作过多次讨论，深感如何使我们的教育办法见之实施，如何使计划与实际情形相吻合，是一切问题的核心。他认为：“乡村问题，不比都市简单，而是比都市繁杂、复杂。我们如果不观察清楚，闭门造车，必不能得到任何的效果。”他同时指出了一种现象：“现在好多新的办法，在会议席上，都觉得是确然可行的，却至动手时处处都发生困难，这真是很难解决然而却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张难先要求办理地方教育的人员，必须在“如何使一切方法制度与所待解决的问题适相吻合，而且地方乐于接受”上用功夫，只有这样，才能使乡村教育有推进的希望。他的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并未过时，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