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难先与教育的不解之缘

　　张难先出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市）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儒商，很重视子女教育。少年时代的张难先聪慧伶俐，4岁即入私塾读书，一读就是15年，深深地吸吮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养分。18 岁那年，张难先奉兄之命参加科举考试，在考场上，目睹了同场考生争座位、大肆作弊的不良风气，于是怒而起身，携白卷拂袖而去，以一副对联“欲乘长风破万里浪，懒与俗士论八股文”表白自己的心迹，抛弃求取功名之路。后来，家道中落，他饱受饥寒，但仍不改其志，苦读圣贤书，希望找到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从办私塾开始走上教育救国之路，到武汉投身革命之后，为避清廷追捕或不满时政，几度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到执掌湖北财政后极力筹建武汉大学，再到后来主政浙江解决教师工资拖欠问题，等等，他对教育倾注了满腔热忱，寄予了高度期待，与教育有着难分难解的深厚情缘。

　　1903年9月，家住沔阳县新里仁口集镇的自立军志士刘彤轩自从与张难先交谈后，认为张难先的书读得很好，不仅免费教他学画梅，还介绍他以向氏宗祠为馆址，设立私塾学堂，以解家庭的生活困难。当时的学生十多人，张难先认为这些人将来都是国家需要的人才，自己应尽心教诲，在“教人先教心”的思想支配下，张难先以教育学生处世做人为出发点，对学生采用新的教学方法，传授新的学习内容，并在每次讲授正课之前，要求学生反复念诵他自编的话“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列强侵略，受尽欺凌；立下大志，志在振兴；奋发向上，万里前程”。他就是通过这种形式，不断强化对学生们“反对列强”“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和革命理想教育，使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理想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熏陶。

　　1905年，张难先在武昌因密谋趁慈禧太后七十生日与湖南省同时起义，事情泄露后回到沔阳县，在时任保定大学堂督学的卢木斋的主导下，与仙桃镇光绪年间的举人黄福（民国时任湖北省高等师范学堂及国学馆经史文学教授）、王劭恂等人谋划，在仙桃创办一个倡导新学的书院。书院董事长由黄福（举人）担任，王劭恂（举人）、雷汉卿、肖谓为副董事长，教师有张难先、傅梅生、宋耀堂、周子英、欧阳觉、周白毛等人。书院建成后，取名为“集诚书院”，含有众志成城之意。集诚书院既是仙桃镇历史上第一个举办新学的场所，也是中国历史上自科举制度结束后最早兴办新学的书院之一。书院分高、初两等，招收学生100多人。每季缴纳学费为当时私塾标准的一半，而贫苦学生，则免费上学。教学内容也与一般私塾有很大区别，除国学外，设立了自然科学的科目。这里不仅是兴办新学的地方，也是以文会友的地方。仙桃镇文人学者，秋季8月祭“文昌帝君”，都是在此会聚。在集诚书院，张难先以教书为职业，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以书院为阵地，不仅传播先进文化知识，宣传革命道理，而且时时紧扣当时的政治形势，充分发动群众，与反动邪恶势力作斗争。后来，当开国元勋黄兴、蔡锷两将军相继去世时，张难先组织民众和集诚书院的师生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师生们和广大群众一起唱起了哀歌：“今天是个追悼日，大家来唱追悼歌。黄公起义在湖北，蔡公起义在云南。创造民国非容易，再造民国更艰难。这是中华大不幸，相连弃逝两伟人。满奴汉贼齐殄灭，丰功伟业耀人寰。”张难先在这所书院教书3年后，因开展革命活动而遭清廷逮捕，学校于是停办。张难先是辛亥革命的元老，这期间正是他投身反清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时期。集诚书院因张难先被捕而停办，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民国一建立，集诚书院随之又兴办起来。这期间，人事方面虽然变动很多，但教育内容、格局也都沿用旧制。

　　南北议和后，张难先为反对将政权让予袁世凯而辞去黎元洪秘书之职，到崇阳主办“人学会”。1914年，他不愿与军阀朽吏为伍，回到家乡搞种养殖，因蝗虫成灾导致颗粒无收，他只好应省立模范小学王知生的聘请，到武昌去教书。1916年度，他回到家乡沔阳办学。

　　张难先一生对两所大学感情最深：一是1921年，每晚去听杜威、罗素讲学的北京大学；二是1928年在珞珈山建立的武汉大学。

　　蛰居家乡期间，张难先偶读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仿佛见到新世纪的曙光。他渴望了解新学说、新思想，觉得不能再住乡间面壁而立了，于是遣散学生，于1920年夏只身赴京游学。张难先为生计而应聘教授西山林场场长严寄诚之女苹英；因缺钱乘车，年近五旬的张难先由西直门步行至西山，往返百里，其坚韧耐劳之品质，可见一斑。1921年，张难先回到老家变卖部分家产，接家眷北上。五口人挤住在西直门崇寿寺东房三间小屋。张难先虽潜心研究儒学，却不自我封闭，自觉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之新风，虚心求学求友。他曾撰联自嘲：“亦狂亦狷学者，极新极旧人家。”他每夜到北京大学去听哲学家杜威、罗素讲学；星期日还出席在西什库冯竹贤寓所的会讲。此间他结识了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一起谈学论道。为了养家糊口，张难先不得已进北洋政府参谋部任录事，干一些抄抄写写的事。月薪仅20余元，常数月不发薪，因而生计很成问题。2012年2月初，春寒料峭，他脱下身上棉马褂典当三钱，次日又解下棉被质银一钱五分，其窘迫情状可想而知。有一回，梁漱溟见张家人口多，四壁萧条，打算每月资助他三四十元，他婉言谢绝了，说：“但求在学问上帮助我，足矣！”

　　1928年7月，大学院决定筹建国立武汉大学，任命化学家刘树杞为筹委会主任、代理校长。有别于私立或教会学校，所谓国立大学用的都是纳税人的钱，要靠政府埋单。初入仕途担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一介书生刘树杞难为无米之炊，满脸愁云，遂问计省府委员兼建设厅长石瑛。熟谙官场痼疾，深知惩贪艰难的石瑛指点迷津：解决建校巨额经费，非张难先莫属！此时，这位政绩卓尔不凡，蜚声琼穗的南国“张青天”，刚力辞卸掉广东省府委员兼土地厅长，回到沔阳故里，忽闻又要担任湖北省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张难先自愧尚缺乏近代经济学知识，怎能总理一省之财，于是远走沪杭，闭门谢客，静心读书，学养倍增，湖北虽多次函电催其到任仍数月不归。

　　石瑛与刘树杞东下江南，亲顾茅庐，诉说筹办武大急需资金的苦衷，并以同作进退为盟，劝其走马上任。张难先这才知道是老友蔡元培要改组阅马场东厂口（即现湖北省图书馆一带）的武昌中山大学，组建武汉大学，激动地说：“早年我在新军工程八营当兵时，对面就是东厂口的方言学堂，石先生您在那里还当过校长。这地方虽好但太小，囿于武昌城内，无大发展空间，应跳到城外新择佳址。湖北人爱读书也会读书，我们要在九省通衢的首义圣地办一所最好的新式大学，使其成为中国腹地传播薪火的支点，让‘唯楚有才’在传承中延续。至于资金嘛，有句老话叫‘湖广熟，天下足’，待我到职后举全省之力办一所大学的钱是会有的，但必须邀上李四光。想当年，李四光16岁，是最年轻的同盟会会员，留日又留英，现已成就为大地质学家，武大选址，他是当然的首席专家。”

　　1928年12月19日，张难先、石瑛、刘树杞、李四光四位拓荒者登上珞珈山，为后人选定国立武汉大学校址。张难先现场拍板，拨25万银元立即启动工程，待理顺全省厘税后，据实再拨。刘树杞沉醉在筹备工作正式点火的喜悦中。李四光戏言：“张厅长，你是运粮官，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呀！”长他俩10余岁的石瑛则紧锁双眉：“理顺厘税，谈何容易，贪官污吏，盘根错节，张难先要动真格的了。”

　　张难先主政湖北省财政厅，言忠信，行笃敬，办银行，定税制，惩厘蠹，涤腐朽，任廉吏，倡守常，筹巨款，建武大，殚精竭虑，造福桑梓。查武大建校经费的零星资料，当年财政拨款总计300万银元之说尚待考证，但整体建筑能够一气呵成，决不是因资金短缺的“烂尾工程”或“豆腐渣工程”，张难先功不可没。1929年12月19日蔡元培致书张难先，对他这段政绩给予了公允评价与赞誉：“……一年前饫闻整理湖北财政之成绩，始信廉洁与认真，无事不可奏效。十力先生到鄂后来函，尚感念先生之成绩不置也。……社会本不能有完全满意之状况，能全部较为清明，自是美事。必不得已，有一部分清明，亦可差强人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