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难先对辛亥革命的重大贡献

　　张难先是辛亥革命的耆宿，这是世所公认的。但我要说，张难先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他对武昌首义乃至辛亥革命的胜利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

　　一、强烈的革命愿望是张难先对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前提条件

　　张难先的青年时期正值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之时，清廷昏聩无能，而不思振兴，一如其故，横征暴敛，巧取豪夺，饥民遍地，盗贼蜂起，加之外货倾销，国民经济彻底崩溃，人民之贫困，世所罕见。甲午战争中国失败后，张难先便萌生了反满意识。八国联军的进犯，《辛丑条约》的签订，自家生意的倒闭，一日三餐食不裹腹，使得张难先更加感到国步维艰。戊戍变法的失败，使张难先对维新改良寄予的一丝希望彻底破灭，他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由以前的主要忧家完全转为忧国，觉得国家如此需要变革，自己在沔阳乡下终归不是长久之计，萌发了走出去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的想法。1900年湖北自立军起事失败，自立军领袖唐才常等人的牺牲，不仅没有吓倒张难先，反而令张难先更觉救国为必须。身处民族危难、国破家亡的危机时刻，张难先对腐败无能的晚清王朝痛恨至极，长久以来积蓄在内心深处的反清排满情绪日益高涨、强劲持久，促使他走出沔阳，来到武汉，寻找救国救民的出路。

　　二、明确的革命方向是张难先对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坚实基础

　　张难先文武双全。10多年深厚的私塾学习功底，让他熟谙中国历史，通晓《资治通鉴》，既懂得了“民贵君轻”的道理，又看清了中国当时的现状，认识到“我们必须冒险犯难，舍生取义，进行革命，推翻‘洋人的朝廷’，打倒帝国主义，才能使民贵，使君轻。只有民贵民君，才能使本固，使邦宁。救民必救国，而救国必先救民。”随着革命思想的不断萌生，张难先早在家乡设馆授徒的时候，就坚持白天训蒙学生，晚上练习技击之术，在庭院内耍枪弄棒，练习拳术、棍术、剑术，练就了一身过硬功夫，以求体魄健壮，日后报效国家。

　　在思想上对革命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之后，1904年初春，张难先只身来到武昌，广结志士，以谋救国。他与胡瑛一起商量如何进行革命活动，吸取自立军失败的教训，说了一段话：“以革命大业，聚意志错杂者以图之，希有不偾事者！维因此获三大教训：一、不能专靠会党作主力；二、组织要严密，决不能取便一时，以容纳异党；三、绝对从士兵学生痛下功夫。而不与文武官吏为缘。”张难先认为，国家民族危机如此深重，要使中国从危亡中解救出来，必须革命，然而赤手空拳不可能革命。这时正是张之洞组建新军，很想多招收读书人入伍的时候，胡瑛提出：“这时搞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张难先非常赞成这个意见，说：“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于是两人与朱松坪、雷月轩等人加入到湖北亲军中最有影响力的第八镇工程营充当士兵。“革命必须运动军队，运动军队必须投身行伍”这一思想主张，为在迷惘中彷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点亮了一盏航灯，照明了前行的方向。张难先与胡瑛当兵以前，已经有朱元成、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陈从新等人先来工程营当兵，张难先与胡瑛就尽心联络他们，并且散发《黄帝魂》、《孙逸仙》、《猛回头》等书。饭后休息时，分别约人在军营内坐在沙地上讲有关的故事。新军毕竟是清朝直接掌握的军事力量，当局不会允许士兵转向“造反”，士兵也不会自发地转向革命，他们需要先进分子的宣传与争取。张难先舍弃读书人“好男不当兵”的旧俗，承受操练的辛苦，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工作，播撒革命的火种。因此，张难先与胡瑛的宣传使朱元成等人接受了他们的革命主张。除了在新军中进行活动外，张难先还与在文普通中学读书的同乡欧阳瑞骅联络，建议他在学校运动同学。欧阳瑞骅在张难先的鼓动下，在文普通中学活动，联络有志青年，在同学中散发革命书籍数百本。张难先等人扎扎实实地在新军中播撒革命种子，建立革命组织，积蓄革命力量，为后来的辛亥起义成功奠定了可靠基础。当时，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他们不仅聚会谈论天下事，还适时地迈出了极为重要、极其不易的一步。1904年4月，胡瑛和张难先商议说：“现在我们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人，应当成立一个机关作为根据地。”张难先认为到了成立一个机关的时候。于是分别约各同志商讨谋划。然后在武昌斗级营同庆酒楼开筹备会，参加的除胡瑛和张难先外，还有工程营的朱元成、陈从新、雷天壮、陈教懋、毛复旦、李胜美等，学界的吕大森、欧阳瑞骅、曹亚伯、康建唐等共十二人。其中工程营八人，占三分之二。共推吕大森起草章程。起草后，由张难先、胡瑛、朱元成、康建唐审查。5月，召开成立大会。吕大森起草的章程提交大会通过。大家商议决定取名为科学补习所，推举吕大森为社长，胡瑛任总干事，曹亚伯任宣传，时功璧任财政，康建唐任庶务，张难先任工程营干事，负责发动军队，宋教仁担任文书。至此，科学补习所正式成立。科学补习所是湖北的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团体，他标志湖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由思想发动阶段进入到组织运作阶段。科学补习所章程上的宗旨标明“研究科学”，“以掩官厅耳目”，但会员心记真正宗旨以“革命排满”四字为主。

　　宗旨由先驱们的“反清复明”到科学补习所的“革命排满”，是一个重大进步，这表明革命已由农民革命进入到资产阶级革命新阶段。“革命排满”还是一个群众性极为广泛的口号，能为各阶层人们所接受，革命党人就能利用这个口号凝聚一支相当强大的革命队伍，一举推翻清廷在武汉乃至湖北的统治。张难先等人提出的“革命排满”成为以后湖北革命运动的主导思想，后来的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都没有另外制定什么新的政治纲领。张难先等人提出的“这时搞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在事实上成为湖北革命党人以后进行革命活动的基本方针。按照这一方针，湖北的读书人中，不少人为了革命而投笔从戎，亲自充当士兵，在新军中长期、踏实地做工作。正因为如此，辛亥武昌首义的迅速胜利，不是偶然的，他们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张难先负责的工程营，在湖北革命的孕育、成长、发动等各阶段中，始终是一支中坚力量。由于科学补习所的失败及官府对张难先的注意，张难先后来离开了工程营，但在辛亥武昌首义时，工程营是最早起义的部队之一，占领至为重要的楚望台，夺取军械库的是工程营。

　　科学补习所成立后，湖北革命党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积蓄力量工作。由初创时的几十人，历经挫折，几起几伏，到辛亥年时文学社、共进会竟有几千人。武昌首义时，几千之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之众，面对袁世凯的北洋军阀，以牺牲一万余人的代价，坚持两个多月，取得了推翻封建帝制的伟大胜利。

　　三、顽强的革命斗志是张难先对辛亥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有力支撑

　　1906年农历11月12日，刘静庵召集日知会同志与朱子龙、胡瑛、梁钟汉等到汉阳伯牙台开会。讨论了革命的形势，分析了湖北新军的情况，建议大家投入新军，准备起义。当时，张难先因科学补习所失败后，一直受到官府注意，不能再回到新军中从事革命活动，在仙桃镇集诚书院以教书为名，从事革命活动。等到张难先赶到武昌时，因为汉奸郭尧阶贪图赏金，诬告刘静庵就是刘家运，出卖了刘静庵。刘静庵、朱子龙、胡瑛、梁钟汉都已被逮捕入狱。萍浏醴起义也因仓促起事，准备不足，又缺乏统一领导，英勇奋战二十多天，于农历11月下旬失败。张难先在朋友谭少卿家打听到朱子龙、胡瑛、梁钟汉都被汉奸郭尧阶出卖，气愤得要命。好友石昌麟拿出两百金给他，让他赶快东渡日本躲避。他表示愿与革命同志共生死，不去日本。又听说萍浏醴起义已失败，只得仓促返回仙桃镇集诚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