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婚姻的幸与不幸：“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2)

　　借咏古以自况，在诗中表达得明白无误。东晋才女谢道韫以“未若柳絮因风起”一句喻雪之轻柔，胜过堂兄谢朗“撒盐空中差可拟”的质实，遂成才思敏捷的佳话。但秋诗夸赞谢女的才华出众，重心却落在同情其婚姻的不般配。刘义庆《世说新语》既于《言语》篇记谢道韫之咏絮才，又在《贤媛》篇录其“天壤王郎”的故事：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凝之出身名门，父乃王羲之，照谢安的说法，本人资质也不差。不过，因谢道韫从小生活在一门人才济济的大家族中，提起自家的叔父、兄弟，都是并世少见的出类拔萃人物，眼界既高，丈夫王凝之自不能令其满意。不承想天地间竟还有王郎这一等人的说法语气，已充分传达出谢道韫对丈夫的鄙夷不屑与对婚姻的极度失望。于是，从才学考虑，秋瑾以为谢道韫若能嫁给南朝才子鲍照，方无遗恨。其实，诗人并非专为古人抱憾，异代隔世、门第悬殊的谢鲍联姻在现实中既绝无可能，此种设想因而只是表达了秋瑾个人的心事，即才女与才子结合的婚姻愿望。诗中隐身未出的不如意的女婿“王郎”，毫无疑问，实指其丈夫王子芳。

　　与之相对应，谢道韫则显然为秋瑾之自拟。道韫最受世人推重处在才智，秋瑾也以才华自负，故常从此落笔，借以自许、许人。咏雪词，固然忘不了一提“谢家娇女，正笑倚栏干，欲拈丽句”的现成典故;愁雨诗，也要以之替换多情皇帝唐玄宗，而自写情怀：“最是淋铃闻不得，谢娘减尽旧腰肢。”在秋瑾笔下，谢道韫便是才女的代称，若转赠他人，亦属惺惺相惜的最高称誉。得其“丽句天生谢道韫”之赞的徐小淑，即为秋瑾最喜爱的女弟子，绝命书的受托人。爱屋及乌，“谢庭”“谢家”也作为人才荟萃之地，为秋瑾所乐道。

　　一般人印象中，谢道韫只是位才学过人的聪明女子，这当然得益于《世说新语》的传神笔墨。而如果一并阅读了《晋书·列女传》本传，便会发觉，谢女原来还有胆力非凡的另一面。文人多半限于坐而论道，谢道韫以一介弱女子，偏有勇气抽刀杀人：

　　及遭孙恩之乱，举厝自若。既闻夫及诸子已为贼所害，方命婢肩舆抽刃出门，乱兵稍至，手杀数人，乃被虏。

　　其气概刚烈，气度雍容，“毒虐”如孙恩，亦“为之改容”敬服。有此缘由，生性豪侠如秋瑾，对谢道韫自可更增一份亲近感。写作用以警醒女界的弹词《精卫石》，被派遣下凡“整顿旧江山”的女仙行列中，于是也少不了“舌辩临风道韫才”。尽管所取为《晋书》记其能言善辩事，夫君弟王献之与人论说“词理将屈”时，道韫“乃施青绫步障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而“为小郎解围”，只因聪慧确系谢女最特出处。

　　不过，富文才、具胆量的谢道韫，毕竟有其人生憾事。且由于其人之冠绝一时，而显得遗憾更深。熟读前代小说、戏曲的秋瑾，对“郎才女貌”“才子佳人”一类创作套路本已了如指掌，加以个人的亲身体验，自然对谢氏满怀同情。而既是心有同感，说起来也难分彼此，痛切伤情。“天壤王郎”这一并非罪大恶极的缺憾，便成为包办婚姻最不幸的苦果，屡遭秋瑾厉斥。

　　4、知己不逢归俗子

　　东渡日本后，与革命派人士相接，秋瑾的思想日趋激进;加之因在外留学，费用紧张，与王子芳的经济冲突更形加剧。此时，秋瑾对王氏的感情，已由不满急转为痛恨。1905年春，秋瑾曾回国省亲，逗留三四个月，却只回到绍兴母家，而未一往京城。在此期间及其后写给兄长秋誉章的信中，言及王子芳，便咬牙切齿，再无半点情分。1905年6月19日自绍去信曰：

　　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之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即妹之珠帽及珠花，亦为彼纂(篡)取，此等人岂可以人格待之哉?彼以待妹为无物，妹此等景况，尚思截取此银及物，是欲绝我命也。况在彼家相待之情形，直奴仆不如。……一闻此人，令人怒发冲冠，是可忍，此不可忍!

　　回东京后又去信曰：

　　讨取百金，不妨决裂，因彼无礼实甚，天良丧尽，其居心直欲置妹于死地也，目我秋家以为无人。妹已衔之刺骨，当以仇敌相见。

　　从秋瑾信中可知，其赴日后，王子芳“一年之久，未通一函”，不免绝情;秋瑾又误信“闻早娶妇矣”之说，“仇怨”自然加深。更兼以资财断绝，最后一丝系联亦将无存。至此，秋瑾对王子芳便只剩下了仇恨。语及结局，也每称“怨毒中人”，而出恶言：或设想“不能自食，则必以一讼取此一儿女家财;不成，则死之而矣”;或嘱家人“如后有人问及妹之夫婿，但答之‘死’可也”。而经由法律程序正式离婚，也已在念中：

　　如彼至京有无礼之举动行为，吾哥即可藉口彼从前之暴状及对我父母之无礼种种荒谬之行为，例之今日文明世界，与之开谈判离婚。

　　此时回首不如意的往事，经过感情的过滤，留在记忆中的也唯有痛苦与愤怒。

　　不必说，留日后的秋瑾与王子芳，无论所思所想还是行为做派，相差已有天渊之别。丈夫仍是一碌碌无为的小京官，妻子却已成为胸怀革命大志的新派留学生。原有的情不投，再加上道不合，分手势在必行。何况，在秋瑾，正是英雄气长、儿女情短，一消一长，也应了古人之言。英杰心事，多半在拯世济民，青史留名。秋瑾也不例外，前者尽现于东游后所作诗词中，而与家人书信，则任情吐露了其流芳心愿。王氏既已被秋瑾视作个人婚姻史上的污点，为千秋名誉计，秋瑾也决意与之决裂。因此，在致其兄书中，秋瑾一再提及：

　　妹得有寸进，则不使彼之姓加我姓上。

　　抚心自问，妹亦非下愚者，岂甘与世浮沉，碌碌而终者?水激石则鸣，人激志则宏。他日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无使此无天良之人，再出现于妹之名姓间方快。

　　妹近儿女诸情俱无牵挂，所经意者，身后万世名耳;不则宁湮没无闻，断不欲此无信义者有污英雄独立之精神耳。

　　应该承认，秋瑾向往英雄壮举的豪侠性格，已潜藏着对出名的渴望。而这一欲望转为强烈，则开始于北上京华。从相当封闭的湖南小城来到人才荟萃的政治中心，得以结识居家左近的吴芝瑛，是秋瑾一生之大幸。吴芝瑛的伯父吴汝纶，在文坛、政界均负盛名。1902年，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办，吴汝纶即被委以总教习之重任。虽因其执意先行赴日考察，归来遽而病逝，未及履任，但在上层社会仍留有深厚的根基。吴芝瑛既得此家声，本人又多才艺，书法造诣尤深，见重当世，名动京城。秋瑾与吴过从，由莫逆之交到结拜姐妹，也在其引领下，扩大了社交圈。除同乡、亲属这层旧关系网，更添加了与京中新派名士的交往，如廉泉、傅增湘、江亢虎等，皆为此时相识。秋瑾又积极参与女学堂的筹办和妇女座谈会的活动，同女界名流亦往来密切，拜访创办京师卫生女学医院的廖太夫人邱彬忻，到日人服部繁子家中出席妇女座谈会，因而日渐闻名。其名声也终于传出京外，英敛之即听人言，而知“北京亦有一碧城女史，乃姓秋，适王氏者也”。秋瑾日后东渡留学，也存有交结同志的用心。其频繁出现在各种集会场合，先后参加“三合会”“光复会”“同盟会”等革命团体，又发起组织“演说练习会”“实行共爱会”，活跃于众多社团中，未始与此无关。秋瑾急于寻求救国之方的焦虑，本易同正在留学界蔓延的革命情绪合拍，其“素自豪”的个性，又以锋芒逼人而引人注目，因此，在留学界也很快出名。

　　已为女中豪杰的秋瑾，对丈夫的平庸与置之不理便再不能容忍，所谓“以国士待我，以国士报之;以常人待我，以常人报之”。此时反思当年婚事，也只觉其于个人事业、名声有百害而无一利：

　　呜呼!妹如得佳藕，互相砌磋(此亦古今红颜薄命之遗憾，至情所共叹)，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至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无受益，而反以终日之气恼伤此脑筋，今日虽稍负时誉，能不问心自愧耶?

　　使得一佳子弟而事，岂随[遂]不能稍有所展施，以光母族乎?悲哉!今生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