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婚姻的幸与不幸：“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1、婚姻先天缺陷不可忽视

　　1896年，秋瑾在湘潭与富家子王子芳(字廷钧)结婚。这桩亲事完全是按照传统士绅家庭的规矩，由家长包办的。秋瑾日后对此多有抱怨，致其兄秋誉章信中，直言为“父母既误妹”，“亦婚姻不能自由之遗憾“。两家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旧式婚姻中媳妇的受制于婆婆，都可想而知，不须细辨。因而，在今日所能确定为秋瑾湖南时期的诗词中，发现如许多的思亲之作，本不足为奇。写到动情处，直是涕泗交流，催人泪下。如《秋日感别》：

　　昨宵犹是在亲前，今日相思隔楚天。

　　独上曝衣楼上望，一回屈指一潸然。

　　已是秋来无限愁，那禁秋里送离舟?

　　欲将满眼汪洋泪，并入湘江一处流。

　　与家人的分离，即使同在湖南而分居两地，已带给婚后的秋瑾无尽的悲伤。这也从一个侧面揭示出秋瑾在王家的现实处境与真实心态，她在王子芳那里并未得到足够的感情慰藉，于是，身处丈夫家中，更多的倒是作客他乡的孤独与寂寞感。

　　几乎可以肯定，从结婚伊始，所谓“幸福”的感觉便与秋瑾无缘。尽管湖南家居时期，秋瑾与王子芳的夫妻关系尚属正常，矛盾并未表面化，但一些潜藏的裂痕已然存在，只待时机成熟，便可发作而扩大为鸿沟。那时机，在秋瑾的生涯中，即具体化为北上京城。根据现有的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秋瑾如果始终囿居湘潭，很可能只会以才媛淑女留名后世，其早期大量的闺怨诗作以及“一时有女才子之目”的名声，已提示出此一前景。何况，志趣相左的夫妇终身厮守，即使在今日的中国也不罕见。不过，二人婚姻基础的先天缺陷仍值得关注。

　　王家靠经商致富，缺少文化气息，与秋家的以读书人进入官场根底不同。王子芳排行最小，受家庭熏染，自有一般富商子弟常见的习气，留日后的秋瑾曾愤恨地将其概括为：“无信义、无情谊、嫖赌、虚言、损人利己、凌侮亲戚、夜郎自大、铜臭纨绔之恶习丑态”，并断言“其终身不能改变”。后来的研究者往往根据秋瑾的自述，相信王子芳是一个专横、荒唐的恶少。这种说法起码不够全面，因为还有另一面的材料值得关注。

　　2、秋瑾曾称“我的家庭太和睦了”

　　秋瑾北上京华后结识的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是少数几位接触过王子芳并对其作过描述的人。她笔下的秋瑾的丈夫，和我们已经熟悉的形象迥异。初次见面，是服部繁子应邀去秋瑾家拜访。秋瑾出来迎接——

　　秋瑾的丈夫也跟了出来，白脸皮，很少相。一看就是那种可怜巴巴的、温顺的青年。他腼腆地对我施礼，秋瑾又对他低声说了几句，他又施了一礼便走了，好像是出门了。

　　此后，王子芳还独自造访过服部夫人，专为请求她同意带秋瑾去日本。当时服部繁子的印象是，“此人大概是管不住妻子了吧”;甚至想：“我若拒绝了他，他就会受到家庭女神的惩罚，那实在可怜。”服部夫人最后一次见王子芳是在永定门火车站为踏上东游路的秋瑾送行：

　　丈夫面带哀伤，发辫在风中吹得零乱，看着更让人痛心。可他还象一般丈夫应做的那样，提醒秋瑾一路保重，到日本后来信。

　　列车开动后，他还“抱起男孩向车中招手”。这样一个温顺、体贴的好丈夫，对于我们似乎很陌生。不排除其中以表象示人的一面，很可能中间也夹杂了经过“贤母良妻”教育的日本妇女的偏见，但王氏的性格软弱，这一点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

　　这时的秋瑾已独自与丈夫居住京城，脱离了婆婆的制约，且接受了男女平等的观念，与湖南家居时情形自不相同。不过，对丈夫的不满仍一以贯之。也许是出于爱面子或自尊，秋瑾与服部繁子讲起她与王子芳的关系，出乎意外地用了“我的家庭太和睦了”的说法。但是，接下来的表白更值得玩味：

　　我对这种和睦总觉得有所不满足，甚至有厌倦的情绪。我希望我丈夫强暴一些，强暴地压迫我，这样我才能鼓起勇气来和男人抗争。

　　假如服部夫人记忆无误，1904年2月间这段关于秋瑾婚姻状况的自白，起码表现出对丈夫的柔顺相当反感。自然，这并非意味着二人的和谐无冲突，从秋瑾赴日后给兄长的信，以及其女灿芝、知友徐自华的记述中，均可见与“和睦”之说截然相反的证词。

　　灿芝此时虽尚年幼，也有心为父亲回护，在尽可能依据史实写作的“革命历史长篇小说”《秋瑾革命传》中，却也不得不如此描写王子芳：

　　王廷钧原是一个年少风流的公子哥儿，到了北京以后，被一班朋友们带着，成天价在外面酒肉征逐，后来又结交上了几个贝子贝勒，常常是花天酒地的混在一起，有时竟彻夜不归，甚至卧倒在酒瓮的旁边，沉醉不醒，所以夫妻之间，时相勃谿。

　　争吵最激烈的一次，应是秋瑾所说的“出居泰顺栈”之事，即以其愤而离家别居显示了矛盾的白热化。那时还未与秋瑾相识的徐自华，在四十年后出版的《炉边琐忆》中倒说得颇为详细：

　　王廷钧原说好要在家宴客，嘱秋瑾准备。但到傍晚，就被人拉去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收拾了酒菜，也想出去散心，就第一次着男装偕小厮去戏园看戏，不料被王发觉，归来动手打了秋瑾。她一怒之下，就走出阜外，在泰顺客栈住下。

　　徐自华的消息来源虽无法确知，但对此事的叙述大体可信，参照秋瑾的自陈当可了然。尽管如前所述，王子芳有个性偏弱的一面，却也不会事事依从秋瑾，发火甚至动手打人(可能也有酒精的作用)，都不能算反常。而其中更重要的信息，尤在于王子芳的沉湎于习气而不能自拔，这在传统的道德修养中，也被视为无毅力的表现。

　　虽然有争闹，有不满，居京时期的秋瑾却并未与王子芳决裂。临行时最后一刻的场景，服部繁子已有详细记述。而为约请时任《大公报》编辑的女界名人吕碧城一同赴日留学，秋瑾在6月东渡前的十余日，曾往天津一行。据《大公报》主人英敛之1904年6月10日(四月二十七日)日记：“十点，秋闺瑾女(士)由京来，其夫王子芳及秦○○偕来，留午饭。”因秋留宿，王先归，可见王子芳此行专为护送秋瑾而来。回京时，秋瑾系与傅增湘同伴，则去程原可托付秦某。而王之陪同，于礼仪，于表现夫妻关系，均甚周到，这未必非秋瑾之意。

　　不过，王子芳乃凭家资捐纳进入仕途，来京后，逢“西学盛行”，亦附会风气而“习洋文”，但其人的无才学尽可断言。同乡远亲、父辈又在湖南湘潭为同官因而有通家之好的陶在东，居官京城时，又与秋瑾相逢，所述王氏情景可信度甚高：

　　一般富家子弟，多捐部曹而坐食此息，子方(芳)当然不能例外，女士(按：指秋瑾)意殊不屑，然此类京官如习举业，仍可以附监生资格，赴顺天乡闱，取科第显达。子方(芳)为人美丰仪，翩翩浊世佳公子也，顾幼年失学，此途绝望，此为女士最痛心之事。

　　秋瑾早年诗中吐露的闺中寂寞，此亦为重要原因。

　　3、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

　　这里值得特别提出讨论的是《谢道韫》一诗。各种秋瑾集一般将其置于居湘与在京诗作中间，以之代表在夫家生活及入京初期的秋氏心境，应该不成问题。这是一首五绝：

　　咏絮辞何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