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蕴山诗词中的安庆著名辛亥人物剪影(2)

　　宋玉琳和韩衍介绍朱蕴山加入同盟会

宋玉琳
 

　　宋玉琳（1879-1911），一名豫琳，字建侯，怀远县城关人，1907年春，宋玉琳就学于安徽巡警学堂成为朱蕴山的同班同学，并在徐锡麟就义时与朱蕴山一起押赴刑场陪斩。1908年即朱蕴山被押回老家后的第二年，他返回安庆加入了同盟会，并协助韩衍创办《安徽通俗公报》。1908年11月19日，熊成基在安庆领导新军马炮营起义，朱蕴山参加了这次起义，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中又一次经受锻炼和考验。而宋玉琳与范传甲是这次起义的实际策划者。宋当时充任某标（团）书记（文书），范是一炮营正目（班长）。起义失败后，范刺杀清军协统余大鸿未成被捕，玉琳未被株连，临赴刑场时，宋玉琳痛哭失声，范怒目制止，众人以为他俩是兄弟。1910年秋，玉琳再至安庆，为隐蔽身份“谋有所举”，与朱蕴山、杨允中相约考入安徽巡警学堂速战科，结交新的朋友们，联络有志青年。

　　1911年2月，应赵声之召，宋玉琳等率江淮子弟九十七人至广州，参与谋划起义。临行前，朱蕴山和韩洐、高雨寒煮酒送行，并写五言诗一首相赠：“慷慨数恩仇，苍茫万里舟。此行各努力，相约白门秋。”（《送宋玉琳赴粤》），寥寥20字却记录两人4年的经历与友谊、别离的惆怅，以及对未来和重逢的期望。谁知这次却是永诀。在1911年4月27日广州举行起义时，宋玉琳与数人加入黄兴部，冲锋陷阵，英勇顽强，却因弹尽力竭而被捕。讯供时，他陈述了黄兴主张立即进取的三大理由，言词慷慨激昂，问官及观审者无不动容。面对生死，宋玉琳大义凛然：“安庆之役，吾应死而未死，将有以报吾死友;今日者可以死矣。”英勇就义时，宋玉琳年仅32岁。长眠在黄花岗的七十二位烈士中皖籍有三位，他们是宋玉琳、石德宽、程良。这三位烈士都曾在安庆学习、战斗过，在安庆这座革命熔炉中炼制成钢。为纪念三位辛亥英烈，1929年民国安徽政府将省城安庆西门外的三条路分别命名为玉琳路、德宽路和程良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安庆人民又在三条路旁安放了三位烈士塑像。

　　“往事如烟说皖潮，良时怀古感潇潇。绿云楼下同安岭，赢得英名亦自豪。”“同盟地下早分歧，五十年前创痛时。大是大非今已白，愿将余力注韩诗。”这是辛亥革命爆发50周年时朱蕴山为纪念韩衍所写的两首诗。韩衍和朱蕴山是《安徽通俗公报》的同事。韩衍(？～1912)原名重，字蓍伯，别号孤云。韩衍在安徽辛亥革命的文化宣传、思想政治、军事组织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其于1908年10月创办的《安徽通俗公报》是辛亥革命前颇有影响的一家报纸，武昌起义爆发后，韩衍是安徽光复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安庆独立后出现了浔军乱皖、吴旸谷被杀的无政府状态，韩衍联络李德膏、史推恩等组织起“维持皖省统一机关处”，同时创办《安徽船》等作为革命喉舌，组建青年军维持地方治安。朱蕴山担任“皖中招抚使”兼“青年军”皖中总队长，负责训练骨干，扩大青年军，计划补充北伐军兵源。不想韩衍却于1912年4月突遭歹徒狙击而死，且死后功绩湮没、忠烈不彰、昭名无闻！其原因何在，朱蕴山的诗作记录了这件公案。

　　《闻韩蓍伯被刺（1912年）》两首诗充分表达了朱蕴山对同室操戈的愤慨以及对韩衍英年早逝的痛惜：“如何箕豆竟相煎，雨泣神州又暮天。敌骑纵横君去早，双眸炯炯国门悬。”“白刃相仇实可诛，同安岭下血模糊。人亡剩有诗篇在，夜半闻鸡拜董狐。”诗歌第一句“如何萁豆竟相煎，雨泣神州又暮天。”引用“煮豆燃萁”的典故，直抒心中因“兄弟阋于墙”造成革命不必要损失的愤懑。“敌骑纵横君去早，双眸炯炯国门悬。”把韩衍的遭遇和春秋时期伍子胥“悬珠东门”的遗言相联系，表现韩衍为国尽责却遭奸佞攻讦，至死难以瞑目的悲怆。“白刃相仇实可诛，同安岭下血模糊”一句不仅仅对韩衍功未成身先死的遗憾，更是对同盟会内部妥协派“白刃相仇”丑恶嘴脸的无情鞭挞，而“人亡剩有诗篇在，夜半闻鸡拜董狐”一句，朱蕴山更以“董狐”自居立志传承英烈不屈精神。全诗以悲愤难抑的情感基调表现作者对亲密战友的不幸遭遇的愤慨以及对辛亥革命后同盟会内部浓重的妥协情绪的批判。

　　虽然韩衍去世后一直泯然无闻，但朱蕴山一直没有忘记这位在皖省革命中的“实际领导人”，清明时节为韩衍扫墓时留下了《清明往东门外公园吊韩蓍伯墓》等诗歌。

　　高语罕是朱蕴山入党介绍人之一

　　朱蕴山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1925年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同年11月他在广州由高语罕、薛卓汉介绍，经陈延年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出席了广州农讲所的党团会议。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他通电反蒋，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并受通缉。朱蕴山坚定支持并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但后来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扩大化，把他喜爱的学生和战友许继慎和薛卓汉等人杀害，朱蕴山深感不满，并对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感到失望，痛苦地离开了党的组织。

　　高语罕的生平，在概述性的中共党史著作中罕有叙述。但高语罕不仅是辛亥革命的积极参与者，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中共创建时期，“北京最早发展了张国焘，后来又发展了高语罕”。高语罕还是早期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见证了许多大事。在南昌起义时，高语罕更是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反对张国焘建议的推迟起义时间，争取贺龙参加起义，并起草了《中央委员宣言》等重要文稿。

　高语罕（1887-1948）原名高超，又名雨寒，高语罕于1905年考入安庆陆军测绘学堂。他参加熊成基领导的马炮营起义之后，和朱蕴山一道辅佐韩衍办《安徽通俗公报》。在辛亥革命安庆独立后，朱蕴山担任“皖中招抚使”兼“青年军”皖中总队长时，高语罕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高语罕的改名与韩衍被刺有关。1912年4月，料理完韩衍后事，他赴青岛任教，改名高语罕。

　　朱、高两人年岁相仿，志趣相投，所以《朱蕴山纪事诗词选》的诗前题记中常提到他。如1911年朱蕴山写就的《望北门外有感》（心之忧矣更何往，城北垒垒泣鬼雄。日暮荒丘人去远，尚余幽愤澈苍穹。）就有这样的题记：“一日偕高雨寒等出安庆北门外，触景想起当年岳王会战友范传甲、薛哲、张劲夫、葛瑞兰等人在熊成基之役就义，均被埋葬在北门外荒岗之上，不胜幽愤。辛亥革命后，范传甲等移葬狮子山。孙中山先生过皖时，曾亲题碑碣纪念。”

　　高语罕任安徽青年军秘书长时，与陈独秀结识。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时，高语罕成为该刊主要作者。高语罕后来的命运与陈独秀紧紧地连在一起。有人说他“毕生知己陈独秀，身后萧条一样寒”。但朱蕴山的文字让我们知道了高语罕当年叱咤风云时的一些“流年碎影”。

　　“皖山青葱，淮水呜咽；中夜闻鸡，肝胆如铁。”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为千千万万立志救亡图存的志士仁人提供广阔舞台。然则，时光匆匆宛如白驹过隙，让我们淡忘了太多的奔走疾呼的身影，让我们淡忘了太多的伟大又艰辛的努力。朱蕴山先生的董狐直笔让我们从他的诗作寻觅到了许多真实的历史印记，也为后人了解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社会转折时期另辟了一条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