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他的“湖南朋友圈”(2)

　　黄兴撰写千余言为孙中山申辩 　　

　　风潮中力挺权威 　　

　　作为同盟会的领导人，孙中山与黄兴扬长避短，工作各有侧重。 

　　孙中山对世界大势、各国政情认识比较清楚，擅长民主革命理论的研究，善于与外国政界、财界打交道等，易取得华侨的支持。而黄兴则具有极强的军事才能，积极在留日学习军事的学生中发展同盟会员，培养革命骨干。 

　　自同盟会成立到辛亥革命爆发，同盟会内部曾出现两次反对孙中山的风潮，但黄兴都说服调解，维护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权威。 

　　1907年3月4日，在清廷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告孙中山离开日本。离开之前，孙中山将日本政府和商人的赠款一分为二，一部分留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经费，其余用于筹划起义事宜。 

　　这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以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要求担任同盟会代理庶务刘揆一召开特别会议，罢免孙中山在同盟会的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 

　　刘揆一是衡山人，他力排众议，断然拒绝召开会议。为此，张继同刘揆一在民报社编辑部互相揪打起来。 

　　黄兴听闻后也坚决反对。他称，干革命是为党团和民众的生死问题，而不是为争个人名位，孙总理德高望重，希望革命走向成功。 　

　　两年后的秋天，陶成章再次向孙中山发难，与李燮和等人发表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诬告孙中山私吞华侨巨款。陶还跑到东京，要求罢免孙中山总理职务，这引起了多人附和。 

　　为此，黄兴极力抵制，他撰写的千余言，逐条为孙中山申辩，“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在此次事件中，新化人谭人凤也坚定地支持孙中山，写信给陶成章，劝其顾全大局。 

　　此后，黄兴还写信给孙中山称，陶成章虽然很强悍，但自己会全力抵制；另一方面，希望孙中山能够以一种大度的心态有所包容，这样会赢得众人的支持。 

　　提出主张和具体方案并为此奔波 　　

　　实业救国施展抱负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12日，筹备起义的澧县人蒋翊武出任湖北军政府军事顾问兼联络使，奔走于武昌、汉口之间。6天后，黄兴与宋教仁抵武昌，指挥汉口保卫战，后兵败，转往上海。留守的蒋翊武则被推为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后接任护理总司令，负责指挥。蒋翊武是唯一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人。 

　　在得知国内情况后，孙中山在美国、英国、法国走访政要，希望外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给予政治、经济上的支持。 

　　12月20日，各省代表会请黄兴尽快从上海来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但就在决定24日启程之际，黄兴接到孙中山的来电，得知孙不久将抵上海，便决定等孙中山来了再说。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第二日晚上，同盟会召开最高干部会议，会上孙中山与宋教仁产生了分歧。孙推崇总统制，而宋力主临时政府采用内阁制。第二日，会议继续召开，最终决定施行总统制。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但此时，已掌控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已将手伸向革命的果实，想方设法窃取。最终，在复杂的情绪中，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让位于袁世凯。 

　　“一方面，孙中山的辞职是迫于袁世凯的军事压力与革命内部的妥协潮流；一方面他又是自愿的，他认为‘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以达到’。”湖南省历史学会理事陶用舒在《辛亥革命后的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一文中称，黄兴是无可奈何地将权力交给了袁世凯。 

　　在孙中山看来，辛亥革命后“唯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个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在辞职后的一年内，他发表关于民生主义实业救国的各类文稿67篇，关于实业的演说有44次，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实业救国的主张和具体方案。 

　　黄兴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方针，提出了实业建国、教育救国、政党政治三位一体的政治主张，并为此奔波。 

　　“无逸仙则无克强，无克强则无逸仙” 　　

　　历久弥坚的革命友情 　　

　　1912年，同盟会改组，在北京成立国民党。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代行理事长一职。宋力推国民党组阁，来取代袁世凯。在利诱不成后，袁世凯动了杀机。 

　　1913年3月20日晚上10点，上海火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应声倒下。两天后，宋教仁医治无效去世。 

　　原本以为袁世凯可“保民族之调和，清室亦得安乐”的孙中山幡然醒悟，他意识到，袁世凯是革命党敌人，“非去袁不可”。 

　　在上海，孙中山与黄兴、陈其美、谭人凤等骨干分子开会讨论政策。此次会上，孙中山与黄兴产生了分歧，孙主张武力讨袁，而黄兴则认为，“必须加以整顿才能作战”，主张由“法律解决”。 

　　协商无果，无奈之下，黄兴赴南京，发动了讨伐袁世凯，但他认为，这不过是参加一场“不得已”而无法取胜的战斗。 

　　此后，在重组中华革命党以及讨袁护国问题上，孙中山与黄兴再次发生严重分歧，终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1914年6月，黄兴离日赴美。 

　　尽管两人理念不同，但孙与黄的感情并没有破裂。辞行的宴会席间，孙中山写了一副对联送给黄兴：“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在旧金山，黄兴也接到一些拥护者的来信，希望他另行组党。黄兴回复：“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有孙中山，其他不知也!” 

　　1915年，袁世凯称帝。9月底，蔡锷送密信给黄兴。10月，黄兴托儿子黄一鸥送函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 

　　在孙中山回复后，黄兴急回上海。根据孙科回忆，“他（黄兴）行装甫卸，就晋谒中山先生。中山先生旋即回访克强先生。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 

　　但遗憾的是，10月10日，不停奔波的黄兴因胃出血入院；10月31日，在上海去世，时年仅42岁。孙中山“顿感失去革命臂助，异常悲痛”，“为国为友，悼伤百端”。亲为发丧，主持丧葬。 

　　在章士钊看来，辛亥革命中孙、黄都是缺一不可的领袖人物，他称，“无逸仙则无克强，反过来说，无克强则无逸仙。” 

　　“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 　　

　　谭延闿的追随 　　

　　尽管孙中山一生没有到过湖南，但对湖南极为重视。1920年，孙中山对黄一鸥说，“湖南这个地方很要紧”，“由广东北伐，湖南首当要冲；湖南的动静关系到西南大局”。 

　　曾任两广督军、后出任湖南督军的茶陵人谭延闿是孙中山想极力争取的人。孙中山多次写信给谭延闿，但谭不为所动。直到1922年，在参选湖南省长失败，对通过自治途径重主湘政失去最后一线希望后，谭有所动摇。 

　　此时，有人向谭延闿介绍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劝他诚心帮助孙中山，政治上才有前途。谭延闿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有了进一步了解,逐渐向革命靠拢，并重新加入了国民党。 

　　当孙中山因陈炯明叛变而离开广东到达上海时,谭延闿到码头迎接,并连续数周每天前往孙中山的寓所谈话,两人“过从几无虚日”。 

　　经过接触,谭延闿感到孙中山的博大精深远非自己所能企及，认为“革命领袖，非孙公莫属”。谈及自己对孙中山认识的变化，谭延闿说，“我自追随孙先生左右,朝夕领教以来,才逐渐认识到孙先生是不如我从前所听说的孙大炮，而确是一个文通中外学贯古今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是排满、反袁、打倒北洋军阀的一个真正领导人。”“我一生佩服的只有孙先生，除孙先生外,再没有第二人了。” 

　　此后，谭延闿决定跟随孙中山，并被委派为北伐讨贼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省长。由于出色的表现，孙中山对谭延闿特别器重，让他做过内政部长，又做过北伐军总司令。 

　　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逝世前夕签署3份遗嘱。在国事遗嘱中，孙中山总结了40年的革命经验，发出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号召。 

　　谭延闿得知孙中山病逝后，立即赶赴广州致祭，表示要遵循孙中山遗训，“努力奋斗，势必扫除一切帝国主义，一切国内军阀”。 

　　（本文参考《辛亥革命在湖南》、《湘籍志士群体与辛亥革命》、《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等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