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葆心与《湖北革命实录》的编纂

王葆心像

　　王葆心（1868-1944），湖北罗田人，是一位经历辛亥革命洗礼的传统知识分子，被国家副主席董必武誉为“楚国以为宝”的文化名人。王氏学富五车，博 览群书，撰写了170余种着作，其代表作主要有《古文辞通义》、《续汉口丛谈》、《再续汉口丛谈》、《方志学发微》、《虞初文志》、《中国教育史》、《历 朝经学变迁史》等等。王氏不仅是一位造诣高深的学者，而且还是一位同情民主革命的爱国者。他凭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度，参与组建了民主革命团体天民社，写下了很多针砭时弊的重要文章；他怀抱“革命事业以民权代君权”的理想，担任了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为保存辛亥革命史实和史料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王葆心富有传奇色彩、波澜壮阔的经历中，辛亥革命时期是其一生深受进步思想影响并发生重大转折的阶段。辛亥革命前，王葆心还是一位传统的文人学士，他的生命历程基本沿着“学而优则仕”的轨迹运行。王氏是久负盛名的两湖书院学生，后来又在乡试中得中第三名举人；他曾经出任多个书院的山长，多个学堂的教习， 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京师大学堂；王氏还进入中央机构，任礼学馆纂修官，学部主事，一心专注于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辛亥革命期间，他先在北京与从德国归来的 中国同盟会会员周泽春交往甚密，得到其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诲与启迪，但他“自审悃朴，不善游谈奔走以革命，爱国思想蕴积于胸中者，唯以托之笔墨以为鼓吹”; 后又与周泽春、殷汉光、林唐辅、廖舒筹等在天津成立了天民社，并任其机关报《天民报》的编辑和主要撰稿人，用自己的笔墨来声援和推动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后，王葆心应中华民国副总统兼湖北都督黎元洪之请，于1912年6月回到湖北，担任湖北革命实录馆总纂，编纂《湖北革命实录》。王葆心本想在实录 馆中倾尽平生所学而大有一番作为，不料该馆最终却被黎元洪以“从前革命党人附和乱党颇多”为由，于次年8月下令撤销，湖北革命实录馆只存在了一年零两个月。但在这短暂的一年多时间里，湖北革命实录馆为辛亥革命纂辑了鲜活的史实，为后世研究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王葆心作为湖北革命实录馆的总纂，在编辑修纂事务方面是整个团队的灵魂人物，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革命史观在编修《湖北革命实录》过程中，也得到了极大的彰显。

　　一、征集和处理革命史料

　　《湖北革命实录》是中国第一部革命史，要纂修这部拓荒之作绝非易事。王葆心在任总纂之前，就接受过良好的学术训练，对于史志的纂修驾轻就熟，加之亲历辛亥革命，因此他具备主持编纂事务的素质。

　　在湖北革命实录馆开馆之后，王葆心就立即发布了一篇《湖北革命实录馆布告通启》，以充分地搜求革命史料。他在布告中提到“自来吾鄂文献之凋瘵，实由热心搜 考之无人，而吾鄂记载之易荒，则缘当事意见之不一”,特向热心人士“征求材料，（以）慎重编辑”.王葆心认为：“本馆所纂修之湖北革命史者，其区划则属吾 国之一隅，其断限则属吾省之一事。然以革命论，其勋绩则震乎五洲；以首义论，其徽帜则炳乎全国；以远因论，则数典宜不忘古初；以方来论，则声光尤昭垂于 （后世）。范围至约，而流播至闳。”由于“书之成也，归诸史裁；而书之修也，职在史料。故开馆办法，首重调查，调查之后，则归修辑。” 他深感责任重大。

　　王葆心还在布告中预期到了纂修过程可能会遇到的四大难题：一、取材之难。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人可能限于“见闻所及”,出现不同的记载，也可能经过辗转流 传出现不同的说法。二、述事之难。当写到非盖棺之人时，可能会以爱憎为黑白、以恩怨论褒诛，也可能会浮夸、属讹。三、系体之难。实录馆采用纪传编年体，有 可能出现“发难期短，实绩言悭；地属当冲，功宜居首。小言则不称巨观，大笔则又疑溢分”的情况。四、临文之难。纂修文字的风格，“高文则藻绘失实，微旨则 难索解”.针对这四大问题，王氏都一一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对于取得的材料，王葆心认为：湖北革命实录馆应荟萃调查册和官文书中的记载，合三四处纂成一事，“就长编中比较而得者，……就其中择可信者而从之”,“联合异同，须加以比较得其真”;对于顺序应按年月经纬次第，对于材料应取精用弘。

　　在把握纂修之大原则后，王葆心在具体操作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规划。针对“外间送到事实册籍，大都关乎一人一节之事，……兼之情节零碎，不成片段，其节略中某日起义之云云，几成公共之活套”的情况，王氏就因地制宜，把这些材料作为列传的备选项目。王葆心认为 “实录者，所以存一时之史掌，将以昭示方来，垂诸无暨者也。践其大观，全在民纪与表、志、图说，岂仅仅一传记足以了其本末”,但由于此类材料寥寥无几，因 此应大力搜求“起义后，各种机关成立，关乎改革之历史、文牍、章则”,“九月后，各军调遣、驻扎、布置、攻占之情形，并战事计划、图册、探报”,“九月 后，各郡县光复片段汇总之报告、纪事书”,“八月下旬以后，与汉埠外人交涉之历史、函牍、电报”这四类材料。另外，王氏还强调实录要突出“民史”的特色， “除光复时之纪事外，其既入民国后，关乎各县一隅之匪乱与其改革之政厅，凡夫种种筹备进行之章则、文牍，尤必各有其历史沿革。……此项材料都在今日实录范 围中。必有此项材料，乃与民史体质相称。”

　　二、修史先立长编、定凡例

　　王葆心国学功底深厚，对于修史，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王氏认为，当世之人修接近当世之史，应先立长编，“以作总荟统宗之收采”.面对从四面八方搜集而来的史料，王氏提出的解决方案即是先立长编。

　　王葆心认为，这些史料千头万绪，纷繁复杂，唯有先立长编，“略述其进行之次第”,才能“网罗凡关于此次之史料，皆期毫发不遗”,“其用意在举散殊之事实， 用年经月纬之法，……俾零畸之事，皆得贯串。于是取材乃有范围，修润乃可着手”.在长编既成之后，应对外来事实进行审查，“以公决其是否公允而确实”,审 查合格之后，方“可施秉笔修润之功与条例隐括之法”.

　　王葆心提出，长编审查合格之后，应立即制定目录，他要求“编修与总纂互商，区定史目，再由编修分门占定”,设立纪、表、志、传四门。在史目中，王氏把“人 民”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萌生了创设民纪“以民人全体为本纪之主体”的构想。正如他在《修书始事议》所说：“今拟史目，参用编年、正史二体，仿明人载杂 史立君纪之例，前列民纪一目，以革命事业为民权代君权转变之遭。……民纪以民人全体为本纪之主体，其编年、纪事亦同君纪。……其着手次第，须先修关乎全体 者，次及关乎一隅一人一事者。”显然这一构想打上了辛亥革命的深刻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