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与姚勇忱的革命交集(3)

　　上海光复后，众多的同盟会成员云集而来，中国同盟会总部亦由东京迁至上海；此后，由于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同盟会总部迁往南京；随着南北和谈，4月25日，同盟会本部出于“欲谋政党事业之发展，必设根据地于中央”的考虑，又迁往北京。但同盟会的势力主要集中于南方，而北方的局势并不明朗，同盟会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可靠的大本营，上海是比较合适的地点之一，加上沪军都督府为陈其美所掌，于是有了这样的安排：

　　1912年2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接见了浙江同盟会代表姚勇忱；3月28日，孙中山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委任姚勇忱和于右任、陈家鼎、黄膺白、褚民谊五人为驻沪特派组织员。5月4日下午二时半，设于上海的同盟会总机关改名为中国同盟会本部驻沪机关部，并于上海支部合二为一，以巩固后方，审时度势，便于进退；次日，用（单）记名投票法选举，推选姚勇忱为中国同盟会驻沪机关部正部长，兼任上海支部部长。

　　一名在华的日本间谍，当时曾就此作了深入调查和仔细观察，得出结论：

　　总部虽已北迁，但南省之事仍有不可忽视者！故特在五月上旬于上海设立该会总部驻沪机构。事实上唯有上海方为同盟会总部之所在地[13]。

　　有近代史学者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同盟会上海总机关“成为同盟会实际上的指挥所”，同盟会的主要决策，“是在上海而不是北京作成的”，因为孙中山和黄兴一直控制着上海总机关部，相形之下，北京本部则“仍然是紊乱而没有权力的”。这种说法虽有待商榷，但上海总机关是同盟会极其重要的机关，这一点应该不容置疑。此时，由陈其美掌握上海军政大权，姚勇忱主持组织发展工作，这两位湖州同乡配合密切，分工合作。

　　1912年8、9月间，姚勇忱随同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到达北京；9月21日，与黄兴、陈其美等国民党人，在北京六国饭店宴请了共和党理事张謇。

　　1912年12月9日，在浙江各界人士的邀请下，孙中山来浙江考察访问，陈其美、姚勇忱作为主要随行人员陪同前来，并留下了八张珍贵合影。路经嘉兴，在南湖烟雨楼前的狮子峰与各界代表合影，因为是公宴性质，并非十分正式，姚勇忱即在第一排席地而坐，面带微笑，显示了他随意亲和的个性。其余到杭后的照片合影“孙中山在杭州与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浙江分会同仁合影、与欢迎会筹备职员合影、浙江各法团在都督署开欢迎大会、在之江大学与师生全影、在吴山浏览合影”的照片中，姚勇忱基本都在中间，靠近孙中山、陈其美两位先生的附近。

　　12月10日，孙中山在杭州西冷桥凭吊秋瑾烈士墓，孙先生手书“鉴湖女侠千古 巾帼英雄”匾额，并与秋社成员留下珍贵合影。此时的孙中山、陈其美、姚勇忱，或许会回想起6年前吴淞口外风颠浪簸的那艘轮船上，和秋瑾、陈伯平二烈士一起规划革命大计的场景；但不曾会想到，几年后，陈其美、姚勇忱、王金发等也相继成为烈士！革命者就是这样前赴后继，义无返顾……

　　1913年初，姚勇忱以42票之数，与褚辅成等人作为浙江省的代表，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此后“居京师数月，以侧目者众，遂南归”。[14]

　　1913年2月22日，姚勇忱和宋教仁、陈其美、于右任再次来到杭州，数位同事兴致勃勃的登游了南高峰，其时国民党在大选中取胜业已揭晓，宋教仁将去北京组织政党内阁，推行民主政治。这几位孙中山的得力助手，谈论着他们的政治抱负，意气风发，指点江山[15]。

　　可是仅仅一月以后，3月22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被暗杀。血写的事实，震惊了年青的革命党人，也粉碎了他们对南北和谈、宪政治国的幻想，正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立即返程回国，并于25日上午9时30分抵达上海，登岸后即至黄兴寓所紧急磋商对策，此图即为当时黄兴、陈其美、姚勇忱等人的合影。

　　姚勇忱“以国会议员名义，首先发电讨袁，文辞激烈，大义凛然……二次革命随之而起 [16]”。而在袁党人氏所写的《浙江拒绝独立始末记》中，“宋案猝发，大借款继之。国民党欲借此推翻项城，以孙文或黄兴代之。时该党已决意用武力解决。四、五月之交，乱事骎骎作矣。时则该党之暴烈分子如姚勇忱、王金发等附和，……浙籍之国民党大头目，如褚辅成、陈其美、姚勇忱、王金发、吕东升、黄膺白等，次之如阙麟书、蒋介石等，不计其数。是皆以上海租界为逋逃薮，阴贼险狠，秘密运动，思得一逞以为快者。”

　　可惜因革命党人内部分歧、基础薄弱，而北洋系则军力雄厚，双方力量对比悬殊，这次斗争只进行了几个月而告终，将近一万党人死难；也有部分变节投敌，成了袁世凯的政客；也有因革命理想破灭，眼见国家又陷入黑暗深渊而愤不欲生；也有逃避现实，或出家或避世隐居的……

　　姚勇忱也有过一小段心灰意冷的时期，易名“劫灰”，取“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之意，每天以翻译小说自娱，打发时日。但他毕意是一位抱有坚定信念的斗士，经过短期的痛苦和彷徨后，又毅然追随孙中山的脚步，再次踏上征程。

　　8月，孙中山流亡日本，他的行踪受到日本方面的严格监视。在日本外务省就其调查所得编缮寓居东京之革命党人名册中，也收有姚勇忱在日本的活动情况，而“神高秘收1235号”记载：姚勇忱，1912年中国浙江选出的北京国会众议员，8月28日上午乘山城丸抵达长崎，30日上午乘船到神户。当日下午在神户三宫车站乘车来东京，31日抵东京，住在麹町区纪尾井町3号。

　　一周之内，姚勇忱得到孙中山三次会见，每次都议事至深夜，尤其是在九月三日记载：一日晚八时二十分，一位姓名不详的中国人来访，和前此来访的陆、姚、菊地等时另室，打开地图状的东西密谈。上述姓名不详的中国人于十时三十分离去，其他人继续密议。晚十一时五分离去。[17]

　　9月7日姚勇忱急忙返回上海，陈其美偕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拟以宁波为根据地；同时，分派姚勇忱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分头行事”。

　　进入1914年，形式更加严峻，革命党内部，也失去了数年前推翻满清时的同仇敌忾的气概，困顿迷茫。就连被陈其美称为“今之聂政”的王金发，也有了一次贸然的有“投诚”之名，无“变节”之实的北京之行，在北洋陆军部给王金发开出的“投诚条件”中，要他限期拿获詹大悲、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但被孙中山誉为“东南一英杰”的莽男儿王金发，岂能做此不义之事？再从以后北京陆军部处决王金发时的“批令”中：“迭次饬缉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信计议乱事”可知，回沪后，仍和陈其美、姚勇忱王金发交往密切，继续从事着秘密的反袁活动无疑。7月10日，日本上海领事有吉朋针对讨袁事件，向东京的外务省提出的报告中说到：浙江派主要是由浙江出身者组成的集团，是活跃在上海的革命党派中坚，比较团结，也比较稳健。……目前当地的代表人物是姚勇忱。[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