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从革命到宪政(2)

　　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因刊登有批评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文章，遂被日本政府取缔。同时又幸运的是，到了1905年底，《二十世纪之支那》更名为《民报》继续出版，成为同盟会的机关报。这是宋教仁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

　　暂且革命

　　我们过去说同盟会在1905年成立是中国革命的高潮。这是对的。因为同盟会的成立，确实标志着反体制的革命进入高潮阶段。从革命意义上说，这是清廷不改革，或假改革的必然后果。既然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清廷当然就得承担被改革，被革命的后果或压力。

　　不过，事情从来都具有两面性。清廷不改革、假改革激起了革命高潮，革命高潮反过来必然反制清廷，促使清廷走上改革，走上真改革。否则就只能等着被革命，被改革。而且，革命高潮的形成得益于日俄战争，同样的道理，日俄战争也对清廷形成巨大刺激。清廷统治者先前的底牌是大俄国应该能够战胜小日本，果如此，清廷就可以缓解变革的压力。现在一切都反了，俄国失败了，俄国也开始革命了，沙皇也只得宣布改革了。俄国的情形同样深刻影响着中国。清廷终于感到了变革的压力，于是在1905年派遣亲贵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等待这些大臣考察归来，清廷接受他们的建议，于1906年9月宣布预备立宪，发誓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重建国家体制，目标就是日本式的君主立宪。

　　清廷预备立宪改革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追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他们闹革命的人中，有许多人原本就不是坚定的革命者，他们之所以跟着起哄，跟着闹革命，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清廷不思进取不愿变革，现在朝廷同意变革了，同意以日本为蓝本君主立宪，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继续革命呢？于是，同盟会领导层相当一批人，诸如刘师培夫妇，诸如先前极端排满主义者章炳麟等，都在考虑以怎样一种方式放弃革命，回归体制，参与变革，或者即便不参与变革，不回归体制，也不必继续闹革命了，总应该给朝廷一个改革的机会。于是，中国革命仅仅辉煌了一年多一点时间，就从高潮到低潮。

　　在这个过程中，宋教仁的思想也有很大变化。宋教仁在日本研究的是法政，思考的都是宪政问题，他之所以在先前那样激进地参与革命，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黄兴一批革命党人作了好朋友，主要还因为清廷不改革。现在既然清廷开始宪政改革了，既然有了回归体制的机会，既然革命因预备立宪陷入低潮，宋教仁理所当然要考虑自己的前程，考虑自己能为国家做点什么贡献。这是人之常情。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革命者，没有只知造反不知妥协的革命党人。宋教仁这个转变很正常，一点都不让人奇怪。

　　1907年，宋教仁前往吉林进行政治活动，其本意就是到那里发动“马贼”起义。根据刘师培分析，“马贼”是宋教仁的背景与靠山，就像孙中山依靠华侨，黄兴依靠会党一样重要。至于宋教仁的动机及背景，也应该与徐锡麟、秋瑾及孙中山、黄兴策动的起义相似，都是为了拯救革命，唤回人心。

　　到了吉林，宋教仁无意中发现了日本人的一个巨大阴谋，这使宋教仁的计划随之改变。留居在那儿的日本人正在通过历史重塑，试图将图们江以北，海兰江以南的中国延边领土说成是韩国固有领土。而韩国此时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由此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这块地方收入囊中。这块地方就是现在的延边自治州，包括延吉、汪清、和龙和珲春四县市。日本人、韩国人称这块地方为“间岛”。

　　针对日本人的阴谋，敏锐的宋教仁利用自己的国际法知识，通过对中日韩历史文献详细检索与考订，证明这块土地至少从唐中叶至明末，一直属于中国固有领土，不特与朝鲜国家绝无关系，即便朝鲜居民也不曾在这个漫长时间段到这些地方居住过。

　　除国际法知识，宋教仁大量运用中日韩文献进行佐证，甚至使用了现代语言学方法。这是一部天才著作，但宋教仁并没有利用这部著作去批判清廷卖国。相反，宋教仁写成这本书，据说有日本人愿意高价收购，也有出版商愿意炒作，但都没有打动宋教仁。

　　宋教仁另有想法。他通过私人关系将这部后来命名为《间岛问题》的文稿送交中国驻日本公使李家驹，或者也曾希望李家驹将这部著作呈送现在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袁世凯现在是清廷当朝政治红人，其政治地位和政治影响力远远超过的老师李鸿章和太老师曾国藩。

　　我们当然不能说宋教仁将这部书稿作为投奔袁世凯的“投名状”，但历史确实就这样蹊跷。李家驹看到宋教仁这部书稿后感慨万千，想不到革命党人中还有这样有思想有才华有爱国情怀的青年人。李家驹迅即安排抄写两份送回国内，一部交给吉林边务督办陈昭常，一部送给外务部，转呈外务部尚书袁世凯。郑孝胥通过另外渠道也见过宋教仁这部天才著作，并在不同场合为这部书鼓掌喝彩。郑孝胥此时为立宪公会会长，不仅在中国知识界为大佬，而且是此时接近体制，是与体制比较近的人。

　　袁世凯对宋教仁的研究格外欣赏，他除了利用宋这些研究成果与日本人进行谈判维护中国主权外，也托人郑重邀请宋教仁回来参与外务部工作。如能成行，袁世凯答应给宋教仁四品衔。这在当年绝对是进入了体制内的“高干”序列，由此可见袁世凯对宋教仁是怎样的欣赏。

　　宋教仁收到袁世凯的邀请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反映，我们现在不太清楚了。只是根据宋教仁被刺去世后革命党人的回忆，宋教仁好像对袁世凯的邀请不屑一顾。徐血儿《宋渔父先生传略》说清廷欲请宋教仁任外交，“先生不为动”。于右任也说宋教仁对袁世凯的邀请没有回应。至于后来袁世凯通过驻日公使愿意支付两千酬金，也有人说被宋教仁拒绝。还有传闻说宋教仁面对这些诱惑，曾大义凛然表示自己费尽心血写作《间岛问题》，只是为中国争土地，而非为个人赚稿酬。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看法均出现在一个特殊背景，这个背景就是革命党因宋教仁被杀，正准备与袁世凯闹决裂，正准备开始“二次革命”，那么这些说法其实是相当可疑的。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假如宋教仁无意回归主流社会，无意像刘师培那样回国参与变革，参与立宪，那么为什么不能公开刻印此书？公开出版既有利于传播正确知识，也有利于中国政府对日谈判，更重要的，不是还可以顺带批判清廷卖国、清廷无能吗？

　　显然，过去的说辞有不够周密之处。宋教仁不是不想通过此书回归主流，只是自己革命党领袖身份在回归主流时遇到了问题。即便清廷不介意他的过去，但革命党人很难容忍宋教仁走上这一步。就像刘师培夫妇一样，宋教仁真要踏上回归主流社会的路，很可能也就踏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