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从革命到宪政

辛亥革命网 2022-03-19 08:59 来源:腾讯 作者:马勇 查看:

如果从宋教仁全部历史看,革命只是他实现宪政中国的一个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宪政才是中国革命的终极期待。

  武昌起义爆发后,宋教仁无疑是南北双方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不仅第一时间赶赴武昌前线,参与制定军政府第一个基本法,而且很快成为南方新政府轴心人物,在南京临时政府政治架构方面提出许多重要创意,充分展示了其宪政理论及实践方面的才能。只是南京临时政府不足以统一中国,也没有资本南北分治,不得已,南方革命党人只能接受南北妥协,接受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重建统一。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南方革命党出身的许多领袖像孙中山、黄兴等,都因各种原因渐渐淡出,惟独宋教仁面对新的政治架构兴致盎然,极为亢奋,似乎终于找到现代中国政治的钥匙。1912年,宋教仁下最大决心,用最大力气,合并诸多小党,用同盟会名义与这些友党一起重建一个全新的国民党,发誓通过选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和平夺取政权,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通过革命通过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宋教仁这些想法与做法在过去很长时间被讥讽为“超级议会迷”;最近若干年评价有变,被誉为近代中国民主宪政先驱者之一。其实,如果从宋教仁全部历史看,革命只是他实现宪政中国的一个手段;革命不是目的,宪政才是中国革命的终极期待。

  走向革命

  辛亥后百年意识形态重塑,使我们越来越不太清楚革命前那些志士仁人究竟为什么闹革命,他们难道就是为革命而革命吗?显然不能这样理解。其实,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清廷不改革。

  1894年,孙中山发奋为雄,昌言革命,就是因为他看到满洲人统治的大清不仅黑暗,而且腐朽。中国之所以在战场上打不过日本人,不是因为中国技不如人,兵不如人,而是清朝政治统治太腐败,太黑暗。所以即便只有一个人,他也发誓要革命到底,一定要推翻满洲人的殖民统治。

  说满洲人对中原进行殖民统治,是孙中山那一代人的认识局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革命的发生,主要还是因为统治者不思进取。统治者如果居安思危,如果奋发有为,如果注意社会公平和秩序平稳,被统治者就没有革命理由,更没有革命机会。

  历史上不存在天生的革命者,所有的革命者都是被动的。不仅孙中山如此,宋教仁等革命者莫不如此。

  宋教仁生于1882年,是十九世纪晚期典型的“八零后”。他们成长的年代,经过大挫折大波折,他们品尝享受过“同光新政”的辉煌与骄傲。紧接着就是甲午战败、马关之耻,就是维新时代,就是义和团战争,就是新政改革。这就是宋教仁那代“八零后”成长背景。

  1902年,新政开始第二年,二十岁的宋教仁前往武汉报考新式学堂。这表明他对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已经失去了兴趣,或者说传统成长道路科举制度已经意义不大,已经不再对宋教仁这代青年构成多大吸引力。

  宋教仁在武汉如果不是遇到了黄兴、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等人,他或许应该在新学道路上前行。然而当他遇到这几个人之后,不期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

  中国为什么会在1903年之后发生反清革命呢?清廷不是在1901年就宣布新政了吗,不是在政治体制、地方自治、新教育方面都有很多改革了吗。既然改革了,为什么还要革命呢?

  这确实是一个悖论。改革本来为了反制革命,改革本来就是被革命逼出来的。清廷虽说宣布新政了,实行改革了,先前因种种原因而对政治极端冷漠的知识人又重新复苏了,政治热情也在这个过程中再度激活了。然而正因为这样,人们的视野已经打开,已经知道世界,知道东西洋立宪各国真实情形的时候,清廷已经宣布的改革政策当然无法满足革命者的诉求。所以在1903年,不仅宋教仁、黄兴等人闹革命,在上海的章炳麟、邹容也在鼓吹革命,鼓吹造反,鼓吹推翻清廷。先前孙中山“一个人的革命”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民族的觉醒。

  按照清廷的方案,所谓新政其实只是一场行政体制的改革,只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力的调整,并不是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涉及统治权力的弱化或让渡。这是引起这批革命者不满的最大原因。而且,在新政改革发生前,大家经过1898年秋天“六君子”事件,经过1900年义和团战争,许多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洲人极端失望,而新政给予稍微宽松的政治空间,遂使这些人有可能将这种失望释放出来,转化为一场运动。

  再从国际背景看,1900年义和团战争留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沙俄乘机占领东三省迟迟不愿归还,也是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对清廷不满的理由。稍后,日本宣布为中国索要东三省主权而与俄国开战。更重要的是,东邻日本竟然以一个小岛国打败了大俄国。不惟如此,对中国人来说,日本赢得这场战争是一个重要指标,使中国人突然想起十年前日本也是以一个小岛国打败大中国。日本人少国小,为什么能在十年之内连败中俄两个大国,日本究竟凭什么这样牛气,中国为什么不行?日俄战争,尤其是日本人的胜利,深深震撼了同文同种的中国人。

  正是在这样一种政治背景下,散布全球的中国反体制革命者相聚东京,他们先前或许期待过清廷“自改革”,或许是从“革政”走上革命。但在日本成功模式启发下,他们觉得中国要强盛,要雄起,就必须革命,继续指望那个不断令人失望的清廷已经没有用。中国人必须自己救自己,必须革命,必须推翻满洲人在中国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宋教仁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重要背景。宋教仁这批青年革命家组织成立同盟会,号召散布国内外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团结起来,摈弃偏见,一致对着清廷,对着满洲人。

  在这种气氛下,宋教仁一面在日本政法大学研读法律,一面和那批闹革命的朋友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提倡爱国主义,鼓吹革命独立,主张仿照世界先进国家,构建一个常态的“完全国家”,实行民主共和,进而使中国成为二十世纪世界舞台上第一流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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