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无公则无民国 有史必有斯人(2)

　　孙中山和黄兴痛感历次起义被清政府镇压，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黄兴前往槟榔屿参加孙中山主持的会议。会议决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黄兴和赵声分任正副部长，负责领导起义。黄兴一面为起义筹款，一面组织起义队伍。从各省募集而来的“选锋”800余人分为10路，陆续到达香港并开始进入广州。1911年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总指挥部准备起义。他写下“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绝笔”的绝命书，表现了视死如归为革命献身的精神。27日下午，他亲率一路“选锋”百余人攻打两广总督署，英勇杀敌。右手被打断两根手指，仍奋不顾身，坚持战斗。这就是著名的黄花岗起义。虽然遭到镇压，但对激荡革命浪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孙中山评价这次起义的作用时说：“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正如孙中山所言，半年之后武昌起义成功，成立了全国第一个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黄兴得到消息后，迅即由香港赶赴武汉前线。此时北洋军大军压境，形势十分危急。黄兴的到达，犹如给革命军注射了一剂兴奋剂，极大地鼓舞了人心军心。军政府派人手持“黄兴到”的大旗，策马跑遍武昌城和汉口前沿阵地，军民奔走相告，欢呼“革命军的总司令”黄兴到达，士气为之一振。黄兴登台拜将，出任战时总司令，组织了艰苦卓绝的汉口、汉阳保卫战。尽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及其它种种原因战局失利，汉口、汉阳相继失陷，但保卫战稳住了革命阵营的阵脚，争取了宝贵的时间，促使各省反清独立，最终迎来了清王朝的覆灭和共和国的诞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黄兴任陆军总长。但政权很快落入袁世凯手中。袁世凯为达到专制独裁目的，派人刺杀同盟会改组成的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黄兴写下挽联：“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悼念自己的挚友，揭露袁世凯的狼子野心。李烈钧在湖口发难之后，黄兴迅速促成江苏独立，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展开了坚决的斗争。“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再度流亡日本。1915年袁世凯称帝，云南护国军起义讨袁，黄兴曾为护国军筹措军饷。由于有病在身，他未能直接领导反袁斗争。

　　黄兴一生策划和领导过多次武装起义：1904年华兴会长沙起义，1906年萍浏醴起义，1907年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钦廉上思起义与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和武汉保卫战，1913年赣、宁之役等等。这些武装斗争的结果从形式上看是败多胜少，而获得巨大成功的武昌起义和护国战争黄兴却又与之失之交臂。有人因此讥讽黄兴为“常败将军”。但这些战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主要是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或饷械不济、部队素质较差等原因所致。难能可贵的是黄兴屡败屡战，百折不挠，“辗转兵间，躬冒锋镝，覆险蹈危，九死一生”，表现出伟大的献身精神。

　　黄兴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而且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和宣传才能。

　　1904年黄兴发起组建革命团体华兴会，拟订“直捣幽燕、驱逐鞑虏”，“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方略。另设同仇会联络会党，设黄汉会运动新军，开革命党人有组织，有领导地策动会党、联络新军之先河。1905年7月孙中山到达日本，经过宫崎寅藏等友人介绍与黄兴相识。孙中山主张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组织，黄兴深表赞成。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其主要成员多为原华兴会会员和留日学生。大会推孙中山为总理，推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协理)。黄兴成为同盟会内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领袖。从此革命运动进入一个又一个高潮，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

　　黄兴对革命理论的宣传，主要是宣传三民主义。在同盟会成立之前，他侧重宣传民族主义，驱除鞑虏，推翻满洲王朝的专制政权;同盟会成立后，他除了继续宣传民族主义之外，侧重宣传民权主义，提倡平民政治，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他把宣传的重心移到民生主义，提出修筑铁路、发展农业、开发矿产、提倡国民捐、改革航运等5项实行民生主义的具体措施。黄兴为丰富、完善和发展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作出了贡献。

　　有人评价黄兴的为人，不仅是知行合一，文武合一，而尤才德合一，是一个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德才兼备的文武全才。

　　黄兴的伟人品格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笃实。

　　章士钊早年在《沈荩》一文中说过：“吾闻之，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意思是说，在海外、在租界高谈阔论空喊革命的人哪怕成千上万，其作用还不如在内地从事革命实践的一个人作用大。黄兴不善言谈，更不尚空谈，而是一步一个脚印，一件事一件事踏踏实实去做。领导和指挥武装起义，亲冒矢石，百折不回。

　　第二，无我。

　　章士钊晚年总结自己一生经历，“交友遍天下，认为最难交者有三人：一陈独秀;一章太炎;一李根源”。章士钊又说：“我敢论定，天下最易交之友，莫如黄克强。又克强盛德大量，固不独对吾为然也，几视天下之人，罔不如是。” 章士钊讲我为什么同天下最难相交的三个人都能成为朋友并善始善终呢?因为我同朋友相交的唯一武器就是“无争”二字。所谓“无争”，就是不争权、不争利、不争名、不争位，遇事让三分。但我的这个“无争”武器在黄兴面前就显得“顿失凭依，手无寸铁”。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以‘无争’往，而他的‘无争’尤先于我，大于我，比我还无争。而且他除了无争之外，任劳任怨，在所不辞，这点是我不具有的。”也就是说黄兴的“无争”比自己还彻底得多。

　　我们认为，“无争”的前提是“无我”，“无我”才能“无争”。这是黄兴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无我”即“无私”，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人而忘已。他有多次取孙中山而代之的机会，但他始终注意维护孙中山一把手和领袖的地位，自己甘当二把手，配角。

　　这里还可举一件事：洪宪帝制垮台后，袁世凯的走狗汤芗铭自知湖南人民不会放过他，只好仓促出逃。湖南省议会召集各界人士开会，一致推举黄兴为督军，致电欢迎他回湘任职。黄兴谢绝了家乡人民的盛情厚意。当时各派势力都想控制湖南这块地盘：段祺瑞掌握实权的北京政府、梁启趋为首的进步党人和桂系陆荣廷等都在打湖南的主意。黄兴千方百计排除他议，推荐谭延闿任督军，如果北京不同意，就推荐蔡锷。最后还是谭延闿被任命为省长兼署督军。黎元洪继任总统后两次聘请黄兴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他也坚辞不就。用黄兴自己的话说，这样的高官重位，放在清朝和洪宪时代的人“想九叩首求之而不得，我今则九叩首为谢之，亦所不惜。”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这与孙中山后来提倡的“要立志做大事，而不愿做大官”是一致的。

　　第三，宽容。

　　他待人诚恳，待人宽，责已严，和黄兴多次发生矛盾冲突、性格怪癖的章太炎，在所作《民国五豪赞》中把黄兴列为民国五豪之一，开篇之赞即为“善化温温”。善化是黄兴的籍贯，代指黄兴。温温，为温和、和蔼、宽厚、良善之意。这无疑是黄兴伟人品格中最闪光的东西。谭人凤评价说：“克强于交际间，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我之所以加入同盟会，也是由于这一点。”这是他生平的最长之处，人格的魅力所在。

　　第四，稳健。

　　胡汉民说，黄兴对人，“事无大小，辄曰慢慢细细。” “慢慢细细”是一句地道的长沙土话，意思是慢一点儿，悠着点儿，遇事不要慌慌张张，要从容不迫。孙、黄的性格有一种非常有趣的反差：孙中山是文人，性格应该沉稳、冷静，但他的性格恰恰是非常豪爽、激烈，有时还比较急躁，容易冲动，甚至刚愎。黄兴是长期从事军事活动的武人，性格应该粗犷、激烈，但他却十分沉稳、冷静。孙中山是细中有粗，黄兴则是粗中有细。

　　1916年10月31日黄兴在上海病逝，年仅42岁。翌年灵柩归葬长沙岳麓山。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章太炎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给予黄兴一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