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念吾父黄炎培

辛亥革命网 2010-07-29 00:00 来源:人民日报(1981.03.06) 作者:黄大能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吾父黄炎培曾因反对科举,反对封建,几被清廷所杀,亡命日本。1905年他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投入了辛亥革命。接着,又参加了倒袁(世凯)

        吾父黄炎培曾因反对科举,反对封建,几被清廷所杀,亡命日本。1905年他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投入了辛亥革命。接着,又参加了倒袁(世凯)运动。他一生从事职业教育和爱国民主活动,在中间路线几经碰壁后,终于认清了只有全面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挽救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投身解放区,参加新政协,晚年做了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官和人民的代表。

        作为他的子女之一,现在把留在我脑海中比较深刻的片断回忆,记录下来。
        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
        我的中学生时代,正是父亲提倡职业教育的全盛时期。他把我从美国教会办的上海沪江大学附中转移到他所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这个学校以“敬业乐群”为校训,以“双手万能”为校徽。提倡手脑并用,注重实践。吾父多次告诫我:要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真正有用之才,必须从中等学校就开始接受专业训练。以后,即使你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专长。
        吾父任江苏省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时,走遍皖、赣、浙、鲁、冀诸省进行考察。目睹教育与生活,生活与劳动严重脱节的现象。1915年,游美三月归后曾云:“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教育之亟宜改革。”于是先在江苏省教育会内附设职业教育研究会,提出沟通教育与职业的主张。以后,又赴菲律宾考察,得到许多华侨的拥护。终于在1917年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的宣言书上签名的有当时南北知名人士蔡元培、马良、严修、伍廷芳、张元济等,还包括许多教育和实业界人士。提出最终目标是“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了通过实践证明其主张的正确,翌年创设了中华职业学校。由于学校充分发挥了勤劳朴素和手脑并用精神,又由于得到当时我国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密切合作,中华职业学校各科毕业生都得到社会各界的录用。1934年,我在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毕业后,和若干同学被派赴湖南衡阳粤汉铁路株韶段工程局实习,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描绘及设计了大小桥涵图纸百余张,主管总工程师评以不亚大学毕业生。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受到各方重视,海外有南洋华侨(特别是陈嘉庚先生),国内有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纺织界巨子聂云台、徐静仁、穆恕再、穆藕初等)慷慨捐赠,经费不虞匮乏。从创办到1949年全国解放为止的32年中,曾办有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重庆中华职业学校、上海和重庆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南京女子职业传习所、镇江女子职业学校、四川灌县都江实用职业学校、昆明中华业余中学、上海比乐中学等,并联合地方实业界人士合办了各类职业学校。此外,它还在上海办过七个职业补习学校。为了指导青年就学和介绍就业,从1934年起,在上海又办起一个职业指导所,先后出版有一百二十多种书刊。
        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有一定联系的是1924年吾父另又创设了一个专门搜集、整理、分类、保管政治、经济、文化、学术资料的组织“甲子社”。1931年,改称“人文社”。1932年,叶鸿英先生慨捐50万元(当时合黄金万两)作为办社基金。于是改名“鸿英图书馆”。我父曾说:“这些工作,原该政府主办,但民国以来,军阀割据,内战不息,中央政令不出都门,那里会想到办这些赔钱的事,所以只能由我们百姓来担当。”
        职教社在恶劣环境中,度过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始终不曾停止活动。在重庆活动中,周恩来同志以及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常与吾父接触。周恩来同志还曾为《国讯》写过文章,并1940年在职教社举办的每周演讲会上报告过国内外形势。
        中华职业教育社就是这样维持到全国解放,获得新生,到1949年止,全国联系的社员已达三万之多。
        参加辛亥革命
        1905年,吾父亡命日本一年归来。7月,蔡元培老师动员他加入同盟会。吾父答:“刀下余生,只求于国有益,一切唯师命。”于是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言而正式成为中国革命同盟会会员。以后,吾父接蔡任同盟会上海干事。
        辛亥革命前夕,吾父受江苏苏南各县公推到苏州劝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江苏和平光复后,程德全为江苏都督,吾父即留在苏州工作。
        从“九·一八”“一·二八”到“八·一三”
        “九·一八”东北沦亡,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怒斥。学生救亡运动席卷全国。当时,我是中华职业学校的走读生。办墙报、演话剧、沿街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常常深夜回家。吾父平时家教极严,子女晚归常遭训斥,而这一时期一反常规,竟然慰勉有加。特别不能忘记的是在“一·二八”淞沪战役中,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日,我们全家男女老少在父亲带领下曾连续几个晚上制做丝棉背心送往前线。原来吾父该时已发起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以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与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和以后的第五军张治中将军等取得联系,宣传动员上海市民供应军需物资、筹募捐款。1937年“八·一三”抗战期间,上海地方协会在战区救济、救护,推动民族工业内迁以及慰劳、募捐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早在1931年春,吾父偕江问渔先生等到日本考察教育。当时已发现日本反华战备气氛极浓,在乡军人十分活跃,并曾购得三本充分暴露日本军阀侵华计划的书。归国后,他带着“日本即将侵我的预感”,多方奔告。到南京找到外交部长王正廷时,王竟大笑,说:“如果黄某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还不打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黄某岂能知道?”直到同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再到南京面诘王正廷时,恰逢抗日请愿学生冲入外交部。王因会见吾父而不及躲避,乃被殴伤。吾父在日记上大书“活该!”
        延安归来
        1945年6月,吾父在重庆任国民参政员期间,曾与褚辅成一起推动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延安党中央、毛主席。6月22日得回电,欢迎他们访问延安商谈国事。于是吾父偕同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等从7月1日飞延安访问了五天。这个短短的五天,却成为吾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当时抗战已入末期,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由于蒋政权的种种破坏,几濒破裂。吾父只是抱着促进国共在和谐气氛中恢复商谈,召开国大实施宪政的心愿而去,却从解放区铁一般的事实中认识了真理。
        蒋政权在大后方曾制造大量诽谤解放区的谣言。吾父一回重庆,在极短时间内写成《延安归来》一书,用日记方式详细记载了亲眼目睹的中国共产党施政政策和解放区的成就,给各种荒唐谣言以当头一棒。这本薄薄74页的小册子,在当时大后方和港、沪敌占区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国民党原有严厉的书报出版审查制度以扼杀进步言论,而这本书拒不送审竟突击出版发行。出版当天,特务四出搜禁,以为必定是重庆《新华日报》出版,却不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待到查明,早已销售一空。以后在上海沦陷区翻印,前后共达十几万册。这不能不触怒国民党,造成以后特务在重庆张家花园菁园吾父居处抄家搜查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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