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们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先生

       邓宝珊先生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到他逝世，一直和我们党保持着联系和友谊。他是我们党的一位忠实朋友，是一位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值得我们深切怀念。

    （一）

       邓宝珊先生原名邓瑜，甘肃省天水市人，生于1894年。他出身贫苦，少年时当过学徒，目睹清政府的腐败，追求真理，立志革新，遂投身于争取民主和共和的革命事业。

      1910年7月，邓宝珊先生在新疆伊犁的“新军”中当兵时加入同盟会。次年辛亥革命爆发，伊犁革命党人积极响应，发动了著名的伊犁起义。他参加了攻打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统领衙门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立有战功。袁世凯窃国篡权，激起了全国人民公愤。这时他与陕西的老同盟会员一起，参加了讨袁斗争。1918年，他和张义安、董振五等在陕西三原起义，与民党人士胡景翼等组织陕西靖国军，任右翼前敌总指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孙中山先生曾写信向他“借问劳苦，并以为勖”，鼓励“坚持初志，百折不挠”。1924年，他积极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并任国民二军七师师长，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电欢迎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国事。1925年，在他任直隶善后帮办时，先后领衔发出两个通电。其中12月13日的通电，是由李大钊同志起草的。1926年，北洋军阀镇嵩军——刘镇华部包围了西安国民军杨虎城等部队，达八个月之久，情势危急。李大钊同志代表党要求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冯回国后在五原誓师，任国民联军总司令；邓宝珊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统一指挥西安城外的陕西国民军，提出了解西安之围的具体作战计划，并率部与吉鸿昌等部一起英勇作战，为西安解围出了大力。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邓宝珊先生同我党许多早期从事革命的同志，如李大钊、刘伯坚、葛霁云等同志有深厚的交往。葛霁云同志作为他的秘书，在他身边工作了很长时间。邓宝珊先生同我们党的著名革命家，红军时代的将领刘伯坚同志的深情厚谊是十分感人的。刘伯坚同志在国民联军中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从事革命工作时，邓宝珊先生给了很大支持和帮助。1935年3月初，刘伯坚同志在江西作战被俘后，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在牺牲之前，伯坚同志在给兄嫂的家书中还流露了对邓宝珊先生的感谢和怀念。

      在邓宝珊先生任国民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在驻陕总部任职。不论是民政、教育，还是军事，他和总司令于右任先生都依靠共产党人进行工作。例如，陕西我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魏野畴同志以及史可轩、许权中、葛霁云、杨明轩、王璋峰、杨晓初、刘志丹、刘继曾等同志都在驻陕总部所属的部门和部队担任重要工作，为贯彻我党的主张作出了贡献。早在1925年，邓宝珊先生在所部国民二军七师就开办了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张如海为政治教官。第二年在陕西乾县，邓先生又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了邓希贤（小平）同志为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一些士兵和下级军官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后，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时，他还积极支持创办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中山军事学校，一所是中山学院。这两所学校都由共产党人负责，例如邓小平同志当时曾负责过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工作，陕西我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子洲同志任中山学院副院长。这两所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和政治干部，对陕西地区以后的革命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927年5、6月间，刘伯承同志在四川顺泸发动起义失败，由川入陕，经人介绍给邓后，不仅慷慨赠银，并且开了护照，使伯承同志等摆脱了困境。

    （二）

      1932年初，邓宝珊先生应杨虎城将军之约，到兰州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后改任新一军军长，续范亭同志此时先后任他的参谋长和总参议，是他的故交。汪锋同志也是这个时期因受到过他的掩护而和他初次相识的。

      1931年底，汪锋同志当时是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正在西安。有一天，汪锋同志在特务追踪下立即跑到邓宝珊先生在西安皇城南门外的办事处躲藏，特务尾追到门口没敢进去。汪锋同志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经葛霁云同志介绍认识了邓宝珊先生。邓先生当时很痛快地说，你需要住多久都行。1932年5月，谢子长同志到兰州，经杜斌丞介绍，和邓宝珊先生在兰州城外的五泉山会晤，当时在场的还有常黎夫同志。在如何抵制蒋介石瓦解异己和联合抗日问题上，谈得很是投契。邓先生还送给谢子长同志手枪两支，子弹二百发，由常黎夫同志转交。“礼物”虽少，却表现了邓先生对共产党人的信任。

      1935年8月1日，我党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邓宝珊先生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于晋、冀、鲁三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

      1936年西安事变时，邓宝珊先生不在西安，但他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张学良被扣于南京后，东北军一部分官兵要求举兵营救，蒋介石又派三路大军准备攻占西安，杨虎城处境困难，特电邀邓宝珊先生赴西安协助处理。邓先生到西安后，按照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对稳定局势，贯彻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杨虎城被蒋介石逼令出国，邓宝珊先生为了保护杨虎城将军的安全，多次周旋于蒋及各方人士之间，而且亲自送杨到上海，直到将杨和他的随行人员送上轮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