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我们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先生(2)

    （三）

      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先生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团长，后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军在与陕甘宁边区毗邻的榆林。他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为不满，拥护和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较好的友邻关系。对于支撑北线抗日，维护边区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后来，毛泽东同志给邓宝珊先生的信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这个评价是很恰当的。

       抗战初期，邓宝珊先生就在我陕甘宁边区绥（德）、米（脂）、葭（县）、吴（堡）、青（涧）警备司令部所在地的绥德设立了办事处，沟通联络，转达信件，和平相处，协防抗日，并指示所属部队要“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我党中央通过函电来往并多次派王震、南汉宸、袁任远、杨明轩等同志前往榆林和邓宝珊保持联系，因而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封锁边区、制造摩擦的时候，邓先生能够以团结抗日为重，和我陕甘宁边区基本上保持了睦邻关系。1938年9月，邓宝珊去山西河曲参加傅作义召集的会议，我党也派南汉宸、罗贵波同志去河曲，经过工作之后，奠定了抗战时期陕绥边区的安定局面。此后不久，1940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从南面进攻陕甘宁边区，要邓封锁边区，进行围剿，他借故离开榆林，实行抵制。胡连电催促，他拒不返榆，从而使边区北面相安无事。皖南事变后，王震同志调绥德后不久去榆林见了邓宝珊，重申了“互助互让”的原则，回来不久，在绥德开了一个欢送大会，把伪专员和各县县长“礼送出境”。他知道后持缄默态度，支持了边区的建设。1943年，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曾电邀南汉宸到榆林，共商对策。当蒋介石电令邓宝珊绕道宁夏到重庆去见蒋时，邓先生有意经过延安，并留住二十多天，毛主席、朱总司令、贺老总、林老等都接见了他。

      在整个抗战期间，邓宝珊先生曾多次到过延安，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都接见和宴请他，与他长谈，从而建立了较深的友谊。1939年，他首次路过延安，毛泽东同志曾与他作竟夕谈，对他后半生走的道路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的一次，他在延安停留了三周多，朱总司令曾给他讲了自己参加蔡锷护国运动的详细经过，贺老总给他讲了红军长征中经历过的山川风物，毛主席和他单独谈过好几次。

      同年秋天在邓宝珊先生第二次返回延安时，又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成果展览，并以来宾身分参加了劳动模范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时说：“我是大家的朋友。”八年抗战中，他确实是这样做的。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邓宝珊先生对于蒋介石悍然发动反共内战，内心不满。1947年夏天，刘绍庭先生曾携朱总司令和续范亭同志的信到榆林见邓宝珊先生。邓先生在复函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这一机会，在1948年底开始的平津战役期间终于来到。在当时进行的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中，傅作义先生曾先后派代表两次与我谈判，都未能达成协议。这时，邓宝珊先生应傅作义先生电邀到达北平，一面与我党加强联系，一面与傅先生推心置腹进行商谈，使傅先生下决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议，并委托邓先生担任全权代表，出城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谈判，终于达成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邓宝珊先生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1949年2月22日，毛主席在平山县西柏坡亲切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先生，热烈欢迎他们站向人民一边的正义行动，充分肯定了他们为保护千年古都的珍贵文物、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为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的贡献。

      1949年，绥远和平解放的时机成熟，但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进行破坏，曾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前去绥远，企图阻止起义。9月，傅作义、邓宝珊先生受毛主席、周恩来同志的委托，一起亲自去绥远，防止了国民党的破坏，协助董其武先生实现了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和平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解放。绥远和平解放后，毛主席、朱总司令以及聂荣臻、薄一波同志曾发电报祝贺。

      在绥远期间，邓宝珊先生还为宁夏马鸿宾部队的起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1955年，他和傅作义先生一起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劳绩。

       建国以后，邓宝珊先生受党中央、毛主席的派遣，回到甘肃工作，先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长期主持省政府的工作直到逝世。他克服了年事渐高身患心脏病带来的困难，勤于学习和工作。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注意联系群众，体察民情，倾听群众的意见。在任职期间，足迹遍于全省七十余县。五十年代末，甘肃受“左”的错误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他去农村视察回来，如实地向省委反映了情况。

     “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受到冲击时，周总理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后来他在病中，还深深怀念遭受迫害的老同志、老朋友。

       邓宝珊先生生前曾说，我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出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也饱经忧患。说自己是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途程，在党的关怀和帮助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全国解放后，他更是自觉地在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邓宝珊先生的一生，尽管走过曲折的道路，可贵的是从我们党诞生之初开始，就一直是我们党的好朋友，是实践了他对我们说的“我是大家的朋友”的诺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