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反清反帝活动与思想(2)

三  “龟抬美人图”—宣传反帝思想

    自19世纪40年代末起，中国东南沿海一带劳动人民不断漂洋过海，前往美国西部，其中不少是被诱骗去充当苦力，其凄惨地位与奴隶无异。1880年1 1月和1894年3月，美国政府先后胁迫清政府签订《续修条约》和《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在美国掀起排斥、限制、迫害华工的运动。1904年夏，当《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即将期满时，国内外报刊不断刊登要求清政府废除排华条约的言论。1905年4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企图威逼清政府续订华工禁约。消息传出后，华侨冯夏威自刎于美国驻上海领事馆门外，举国义愤，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美运动。

  “各省志士纷纷组织拒约会，抵制美货”。广东作为中国著名的侨乡，是旅美华工人数最多的省份，也是这次反美拒约运动的中心之一。7月16日，广州成立了拒约会，以普劝国民不用美货、抵制美约为宗旨。23日，拒约会又改名为“抵制苛约不用美货公所”。陈垣参加了拒约会。他参与组织群众集会，散发拒约传单，宣传抵制美货。

    正当全国人民的拒约运动方兴未艾之时，这年9月，以美国秦大臣和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之女为首组成的美国游历团，共200余人，到达广州“考察”中国抵制美货情况。事前，清政府责令广州地方官员做好盛大的欢迎准备，并组织好庞大的轿夫队，在美国代表团到达时用轿子迎接。《时事画报》编辑部在得知这一消息后，除了编辑《时事画报》的反美专号外，又策划鼓动全城轿夫罢工。陈垣与编辑部同仁想出了一个妙计，这就是出版一份号外漫画《龟抬美人图》画面上是两只乌龟抬着里面坐着美女的轿子，意思是抬“美人”者便是乌龟。这张漫画在广州街头四处张贴和散发。结果，轿夫受到感染，表示决不为“美人”抬轿。美国考察团到达的当日，没有一位轿夫受雇，全城轿夫班集体罢工，陈垣等人的目的达到了。清政府及地方官恼羞成怒，“一面出示禁止张贴漫画；一面逮捕曾在街头演说人。遂有马、潘、夏三君之狱。”造成当时广州著名的“马潘夏事件”。引起了广州人民更大的愤怒，接着，陈垣等人组织了一系列反美、反清活动，其中，包括在广州举行生祭马、潘、夏大会，以抗议清政府的卖国求荣，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难能可贵的是，陈垣把反对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与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结合起来。

    陈垣指出：“斯真专制君主之所以宁赠其国于他人，而决不使家奴得志之志也。是何也，盖专制国舍外侮之凭陵，无有能为激发国民之具者也。”他称赞宋代抗金的民族英雄岳飞是“以一身系种族之存亡，知有国不知有家”的“国士”，但这样的爱国之士却遭到宋高宗、秦桧等人杀害，并以此事来揭露专制政府的卖国行径。他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非岳飞口头禅乎？此所谓国士也。此其所以取忌于高宗也。高宗宁赠其国与父母之仇，而决不使家奴得志也。”“不正高宗之罪，则无以表示专制君主之宁贡其国于父母之仇而不任国人窥伺之志（高宗之父徽宗、兄钦宗，皆为金人所虏，其母韦妃，且为金灵州同知盖天大王所妻）”。

    辛亥革命运动时期宣传反清反帝的民主革命思想的报刊大多是在日本、新加坡、香港等海外出版的，像《时事画报>这样放胆发表反清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言论，在内地出版的报刊中，是非常罕见的。四  忠告革命党人警惕“三种人”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益高涨，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正在光华医学院任教的陈垣，在他的朋友、广州圣心大教堂副主教魏畅茂的资助下，于当年2月，在广州创办了《震旦日报》，陈垣、康仲荦、梁填余等入担任主编，康仲荦任发行人。该刊以“诱导舆论，扶植人权，奖进民德，提倡实业”为宗旨。每日出版两大张。陈垣主要负责该报副刊《鸡鸣录》的主编工作，“鸡鸣录”是取《诗经国风郑》中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以配合并迎接辛亥武昌起义”。

    陈垣在他主编的副刊《鸡鸣录》及“留声机”、“新感触”、“自由谈”等专栏以“大我”等笔名发表了大量文章，及时地报道了全国各地响应武昌首义的情况和革命发展的形势，并对革命势力的发展而欢欣鼓舞，为革命形势的危机而焦虑。他说道：“闻金陵克复，人皆喜形于色，闻武汉警耗，人皆嗒然若丧，是何心理？日爱国心，与国家同休戚心。”“言汉阳克复，有争辩是我军克复，抑清军克复者。所谓我军，‘我’得大声。”对各地革命党人的内讧而痛心、忧虑，“吾深望同族勿先自腐而与人以渔人之利也”。

    如所周知，辛亥革命之中各省光复后成立的军政府的情况非常复杂，不少立宪党人、封建旧官僚、劣绅或混入军政府，或与革命党人攘夺政权，企图篡夺革命胜利果实，这正是辛亥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孙中山更是要在几年以后才真正认清旧官僚、军阀、政客的真面目，而斥之为民主革命的渣滓、蛀虫。陈垣早在1911年12月5日在《震旦日报》上发表《时局之可虑》，针对当时一般人对革命前途的忧虑集中在“各属扰乱”、“北京未破”（即清政府未推翻）、外人窥伺”等问题上，他独自认为“可虑者不止此”，真正“可虑者”是对革命有异心的如下3种人：“异党（很可能指立宪党——引者注）其一，劣绅其二，猾吏其三。”因为“革命军之得势，彼党人固恨之入骨而无可如何者也，彼党人士固未尝一日解散也。劣绅虽无能为力，然各省中之一二大绅，其平日既不见容于新人物，其举动又或可以煽动而有余，则有逼虎跳墙之患。猾吏则或稍负时望，相机而行。”陈垣认为只要革命党人自己做好工作，提高防备，不给这3种人以可乘之机，革命是不会有危险的，否则，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做危害革命的活动，他说：“我军政府苟无懈可击，彼亦无所施其技。不尔，则此三种人皆可以危我也。诚不可不慎。”结果被他不幸言中了，正是1日官僚、劣绅、立宪党人、军阀、政客把随后的政局搅的乌烟瘴气。据此可见在革命高潮来临之时，刚刚迈入而立之年的陈垣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非常清醒的头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