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4)

       由上可见，无论是从汉阳失守后的状况、民军方面对停战的反应、援军不济，还是从冯国璋、段祺瑞的态度看，武昌断难守住，如果不是袁世凯下令停战议和的话，以当时的情形。武昌必为清军夺去。刘厚生说：袁世凯“把汉口、汉阳攻破之后。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对于武昌，袁世凯以段祺瑞代冯国璋，力行停战议和政策。对此，清廷王公亲贵十分不满，他们认为：“夫‘议和’二字，乃敌国相待之礼。彼革党者叛匪耳。总理巧取上旨。与为议和。待之以敌国之礼，蔑视纲常，损辱国体。于斯为甚！他们还质问袁世凯：“从前洪、杨革命，十三省均沦陷，而胡林翼、曾国藩都能讨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大实力，黎元洪、程德全都是政府官员，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体统？”袁世凯答道：“要我讨伐黎、程，我可以办得到。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化龙等。我是办不到的。他们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啊。”应该说，袁世凯的停战议和政策对南方反清势力十分有利。

       四、袁世凯的计划对阳夏战役和辛亥革命的影响

      袁世凯东山再起后的动向，蔡元培分析有四种可能：“一、袁世凯提兵到鄂。欣然与革命军合而北征：二、袁世凯虽欲与革命党为敌，而部下则与之反对，杀世凯而连合于革命党；三、袁军竟胜革命党而提军北行，逐满自帝：四、袁世凯竟为曾国藩第二。”

       那么，出山后的袁世凯对清廷持什么态度呢？王锡彤在《辛亥记事》中说，革命初起，杨度对袁世凯说：“乱事一平，袁公有性命之忧。待坐再三言之。袁公忽怫然日：‘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其为革命党！”’可见袁世凯当时并无一定迫使清帝退位的决心。当时在‘袁公幕府分两派：一拥旧清，一复新汉，虽未必有何势力，然谣诼既多，其中危险不无可虑”。10月30日，袁世凯南下，王锡彤说，他‘送至车上，袁公独招余上车，问有何嘱。余日：‘凡事留有余地步。’袁公颔之’。可知其思想有了变化。袁世凯当时所处的环境是，“群众心理。皆知清之必亡”，连‘袁宅两女教习皆告假以去，参预革命。盖革命之风气沁入青年男女脑中矣’。

       袁世凯出山后态度转变，汪精卫、魏宸组也起了相当作用。张国淦回忆道：“袁到京，主张拥护君主，绝口不言共和，至各处通电到京，则言‘本人地位但知拥护君主到底，绝对不能赞成共和，不过世界既有共和学说，亦不妨研究。’此时汪兆铭已经开释。乃约汪到锡拉胡同谈论，汪每晚饭后七、八时谒袁。十一、二时辞出，初只言共和学理，谈至三更，渐及事实，汪言：‘如须继续谈去，请求再约一人。’袁问何人，汪以魏宸组相对，袁许可。次夜汪魏同谒袁，于是讨论中国于君主共和何者适宜，魏善于词令，每以甘言饵之，袁初尚搭君主官话，连谈数夜，袁渐渐不坚持君主。最后不言君主，但言中国办到共和颇不易，汪魏言：‘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不可。’袁初谦让，后亦半推半就矣。”也就是与清廷决绝，顺水推舟走上了共和之路。

        处于如此的环境。袁世凯就开始逐步形成利用革命势力与清朝的对抗去渔人得利的方策。当时袁世凯需要处理两方面的关系：清政府与南方革命势力，对于后者，袁取议和之策，对于前者，则取釜底抽薪之计。为了架空清廷，袁世凯在组阁后奏请清廷同意：（一）除国务大臣外，其余召见官员均暂停止，而总理大臣又不必每日入对；（二）除国务大臣外，各衙门应奏事件，均暂停止；(三）各部例行及属于大臣专行事件，无须上奏请示；(四）由奏事处传旨事件也均暂停止。清廷派冯国璋率军南下，袁对冯说：“慢慢走，等等看。”冯领会其意，致使南下督师的荫昌，感觉到尾大不掉的苦闷。袁世凯还致电安徽巡抚朱家宝顺应时势，不可固执成见，与革命决死战，朱因此独立。冯国璋部攻陷汉阳后，袁“托外交团调处，停战三天。冯国璋未会其意旨，提出严酷之三条件：

    （-）革命军所有军舰宜置于列国保护之下守中立；

    （二）引渡武昌官军；（三）不修战备。经民党峻拒之，准备开战。袁乃撤冯归”，“以段芝泉祺瑞统其事，冯则任京城禁卫军长。”段祺瑞代冯国璋后，“与鄂军时通款曲，信使往返”。等等。从以上袁的行动可知，其为夺取政权逼迫清而借民军自重之用心良苦。

        袁世凯比蔡元培想象的要高明得多，他与清廷貌合，与南方反清集团暗合，而传统的君臣观念使之“力避曹孟德欺人之名”。袁世凯试图用和平方式推翻清朝，正如唐绍仪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

        袁世凯一直在不断与革命势力方面接触、谈判，谈判的筹码是君主还是民主。其目的不外是夺取大总统权位。经过多次函电往返。只见袁世凯部下冯国璋兵忽而猛击民军，忽又按兵不动，忽进忽退，冯感觉无从捉摸。最后电张一磨面询袁世凯真意，袁答：“诸位懂拔树方法么？几百年大树。专用猛力，虽折断，无法去根。只有左右晃。‘晃’之不已，根土松动。全根一拔即起。我的军队忽进忽退，就是‘晃的一法。”为此f也‘‘日夜焦虑，须发顿白”。尽管袁世凯表面上与各派系虚与委蛇，但其真正用心从他出山后其二子袁克文毅然剪去辫子一事，即可洞悉一切。

       “袁世凯推翻皇室，自掌天下’的存心己非一日，只因自己身居京城，军队却都派遣在外面，近畿的近卫军和原有的旗军虽然已经归冯国璋总统，但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旗人，因此他很不放心。他自己的军队在天津、保府一带，并不多于禁卫军的人数，万一有事就无法自卫。所以他顾虑到假使一旦揭下‘效忠皇室’的面具，说不定马上要吃个眼前亏。因此整个和议阶段，也就是他竭力争取时间摆布阵容的阶段。他一面对近畿的保卫作了巩固妥善的布置：一面调兵到津浦等铁路各线及黄河、淮河两岸布防，以备万一和议决裂，抵挡南军。而部分民党中人虽知袁是奸雄，但袁究竟是何居心就不很了解，‘难道他在优待条件上替满蒙争持利益？’因而惹得双方疑窦日深。”事实上，袁世凯的担心绝非多余，“当孙、袁条件给定以后，禁卫军官兵以为皇室当然灭亡。满族亦归消灭，无不激昂反对，以致议和条件迟迟不能发表…，．．乃时期已迫，无可推延’，冯国璋亲至西苑军司令处广场。“召集全军官兵，自登高桌，向众高声宣布大清皇室辞职后之优待满蒙条件，内并有禁卫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日之语，云非此不能保全皇室，并任众发言质问……于是此一场大风波，乃得平安度过。”袁世凯的计划，姑且不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对阳夏战役的进程、辛亥革命的胜利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从上可知，阳夏战役期间的袁世凯，在缓急论争、汉口大火、武昌问题与相关计划等方面的所作所为，客观上有助于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出任大总统，开创北洋政府，并非学界所谓的侥幸‘窃取”。袁世凯所代表的北洋势力与革命势力这两大不同角色所形成的合力，成就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