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在阳夏战役中的作用及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东山再起，通过实力、手腕交合博弈，迫使清帝退位，并取革命派而代之，出任民国大总统。对于这一时期的袁世凯，学界关注的是他“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问题，而对此的争论并未导致研究走向深入，相反。却陷入肯定——否定二元对立模式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有鉴于此，本文拟以阳夏战役期间袁世凯之所作所为为视角，提出自己的看法。以推动对袁世凯的研究。

        一、对武汉民军用兵的缓急论争

        武昌起义爆发后。对武汉民军用兵缓急问题是清廷所面临抉择的重大问题，对此。清廷内部存在着两大派别：主缓派（即稳健派）与速决派。

        速决派的代表人物是盛宣怀，他在给载泽代拟的节略之一中说：“武汉地据中心，乱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风响应，糜烂更不堪设想：即兵力、财力亦将无可分布。外人生心，尤属可虑。故大军急援汉口。再复武昌，则各省便可无事。安危大局。决于迟速之间。惟自来用兵，未有统帅畏缩不前而能使将士用命者也。为今之计：一在催荫昌进兵；一在命袁世凯赴鄂。”速决派除盛宣怀外，还有一些清廷官僚，如翰林院侍读景润、给事中高润生等。

        主缓派的代表人物是袁世凯与张人骏。    1911年1O月21日。张人骏致电称：“武汉标营虽己全变，而为首叛乱甘心从逆者。终居少数。其余或系被胁勉从，或因全城无主，暂时依附。大军势盛，必有翻然来归。自可相机招抚。既孤党匪，可结军心：至匪谋百出，我军宜节节进剿，勿长驱直入，得胜又戒远追，以防中伏。匪居绝地，现饷械未足，彼利在速战，我军倘未能操全胜之权，可与之相持。一面绝其运道，断其接济，并派舰队择要扼守，随时游弋，以杜窜路；待势穷援绝，不难一鼓聚歼。各省因自顾藩篱，严内防。绝响应，则大局可危而复安。”

      张人骏力主稳、缓，是从军事上考虑的，而袁世凯却较为复杂。袁世凯主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山前的托病拖延，二是出山后的剿抚兼施。

        袁世凯是以练兵起家的。新军的创建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他控制了北洋六镇。使新军成为私军，后虽然由于慈禧的死。使其处于被迫引退的局面，但他对北洋军一些官僚的影响力尚在，这种影响力在阳夏战役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武昌起义后，清廷所派的荫昌是难以胜任剿办起义军的任务的，他无力调动军队，因为这些军队完全处于袁世凯的间接影响之下，清廷于1911年10月14日、27日及11月1日三下谕旨起用袁世凯。但袁却托病推辞再三，直到清廷完全妥协。方在一番扭捏作态、假意推辞之后，于11月13日走马上任、出山任事了。

        在袁世凯与清廷讨价还价的这一个月里。袁世凯潜心运筹，不仅把被清廷罢斥以来的兵权全部夺回，而且连帝党经营的禁卫军也揽到他的掌握之中。袁世凯还提出出山的六项条件，其中两项是对付民军方面的（谈判），四项是对付清廷的（夺权），可见其着意的所在。他曾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焚如。”袁世凯这样做引起了王公亲贵的不满，他们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本不足惧”，“最忧者，是乱臣藉革命党帮力。恫吓朝廷”。外国领事也说袁世凯“表面上是忠于满人的，可是他的同情完全在叛党方面”。袁世凯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由于他对清廷失去信心。如王锡彤《抑斋文集》卷四上记载，武昌起义爆发初，有幕僚问袁，若出山能否挽救清廷，他回答道：“不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另一方面是其靠对军队的控制力。第三方面是在位官员的支持。其在中央的有奕勖、徐世昌、那桐等，在地方的有两江总督张人骏、直隶总督陈夔龙、云贵总督李经羲等。如李经羲于1O月2O日致电张人骏说：“羲昨举项城督兵，召北援赴难，公宜言之，勿引嫌。”同一天，陈夔龙亦致电内阁，要求调回荫昌，由袁世凯‘一手经理”前敌剿抚事宜。张人骏在10月18日也连电袁世凯促其上任，形成了用袁的舆论。正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袁世凯经过一番阴谋后出山了。对于清廷来说。起用袁世凯以达到维护清朝的目的。是失败了。

        与此同时。民军方面利用此难得的宝贵时间，进行内部整顿。以对付头绪纷杂的复杂局面。武昌起义开始于1O月1O日，而汉口外围战到17日才零星打响，至于北洋军参战就更晚了。在此期间，全国各地纷纷起义、独立，响应之电连绵不断，这为阳夏战役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外部氛围。

       袁世凯出山后，表示‘筹备完全，厚集兵力”，以期将民军“一鼓荡平，’。¨190亮出了自己的主稳立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有许多理由要拖延。他为摄政王所不喜和惧怕，而革命党也同样有理由反对这个反革命的改良派。如果他镇压革命成功，他的报酬也许是又一次贬逐。反之，如果他对叛军用了兵而又失败，他也不会得到革命党人的怜悯”另一方面是由于‘‘袁世凯出山前后，清廷镇压革命的方略随之出现了重大变化”。“在袁世凯的头衔中特别加上‘督办剿抚事宜几字。这与武昌起义爆发之初，清廷给荫昌下达的任务只有‘剿办’一项是显著不同的”。因此，袁世凯在攻占汉口后，并不急于进兵，而是将剿抚结合起来，对民军进行诱降活动。11月3日，袁世凯致电内阁：“己令前敌暂停进攻，一面出示晓谕招抚，令鄂员作书，雇洋人往武昌向黎逆宣布圣德，劝解投顺。倘逾数日无确复，即立限时刻，猛攻汉阳。袁世凯策划停战谈判，确实有分化民军的企图。“即先以停战懈民军进取之心，俾其无追压之感觉，而有余暇自生争夺之纷扰：又但认武昌为主体，且与议和，而不认他省，其意乃欲将武昌、秦晋、江浙分成三截，使三处交生疑阻，而彼则可乘此机会，先剪秦晋以除肘腋之患。然后以全力对付东南。”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袁世凯出山后对进兵并不积极。

       当然，袁世凯从军事角度看。并未产生像张人骏那样的认识。他也知道迁延会使‘民军筹饷增兵，布满各地”，“寰宇糜烂，必无完土。”但是，他就是要乱中求胜，借敌以自重。至于荫昌拖延不进。则是企图卸责，保全自己陆军大臣的面子。从总体上看，清军是利于速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