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中的陈布雷(3)
辛亥革命网 2011-03-19 00:00 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鞠北平 查看：
由于袁世凯北洋军疯狂的进攻，南方革命军在军事上接连失利，主张议和者越来越多。尤其是许多资产阶级改良派希望早日结束战争。因此极力主张南北和谈。革命军的上层领导人黄兴、黎元洪等也意识到短期内无法通过军事途径推翻清廷。便产生了利用袁世凯与清廷的矛盾以及袁的权力欲，用和平以收胜利之功的意图。加之列强为消饵革命。保其在华利益，也极力主张南北谈判。到了1911年12月。南方的革命军与袁世凯的北洋军形成对峙状态。由于袁世凯与清政府存在着矛盾，不愿为清政府卖命，而革命军因作战受挫想利用袁世凯与清政府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南北双方和谈的开始。
和议在当时来说是南北双方、清政府内部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互动博弈的结果，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和谈对广大国民和革命军战士的斗志有着非常大的消极作用。所以。公开鼓吹和谈在当时来说对革命是不利的，尤其是革命军刚刚败于汉口，还不具备有谈判的有效筹码。
陈布雷审时度势，痛批妥协思想。1911年12月3日，陈布雷在《天铎报》的“铎声”栏目发表社论《翎和》认为“停战之谬说摇北伐之军心，不图共济会怪诞之宣言”，如果“不辞而阕之”，就无法“完成共和之大业”。战争既然已经开始。只有速战才能够一劳永逸地获得和平。因此除了“会师北伐。再接再厉。摧敌锋而张士气”外别无他法。要达到“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一朝而改进之”的革命目标。非要经过军事斗争不可。真正的和平离不开战争：“欲求真正之和平，达革命之目的。非抛头颅为代价。未义奏不世之奇功。”
针对革命队伍内部在权力分配上的争吵和在革命上的不思进取。陈布雷进行了深刻的批评。他以太平天国的失败为例。指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固守金陵，不思进取。他还指出了对议和期望过高的危险性：“袁贼停战之计划，原欲以老我戎机。向使早烛奸谋，胜之可必。”可是。由于寄希望于议和。以致“今养兵不用。坐令军人有干政之渐。而予袁贼以离间之机”，革命队伍中出现了“种种层出不己之罪恶主张”以及“月来之纠纷错杂”的局面。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袁世凯作出决裂的姿态，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在做两手准备。一面在维护革命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南北和谈，一面积极推动北伐。1912年1月初。孙中山拟订了六路北伐计划，并致电陈炯明：“和议无论如何。北伐断不可懈。”
陈布雷在舆论上积极支持北伐，主张立即行动：“吾四万万人犹有一线之羞耻者。其速战速战，桑榆可收，补牢犹及。”
后来，陈布雷又撰文主张革命军“水陆并进，念和议之误国，师到之日，慎勿令袁氏免脱”。他满怀豪情地说：“谨以夜光之杯，满贮自由之酒。山呼雀跃。祝马到功成，共和万岁。”
在与北方战与和的问题上。陈布雷是坚决主战的。因为他看到了议和的消极作用。实际上。战与和的问题关键是看双方实力的消长。对于当时的形势，陈布雷是清醒的。但是，和谈是以战场上的胜负为筹码的。袁世凯同意议和因素固然很多，不过没有各省革命军的英勇奋战，袁世凯也不会轻易主和的。陈布雷主战从当时政治层面上来看未必完全正确，但在宣传方面却有很大的意义。因为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有效地进行对敌斗争：加上当时双方并没有真正达成协议，立足于战是无可厚非的。三、宣传共和思想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纷纷响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未来国家的政体成为热门话题。此时。有人主张采用德意志联邦制。陈布雷在《共和而外非所愿闻》冲反驳这种论调：“试问十八省中，谁当为普鲁士？”认为这不符合中国国情：“此不谙事势之甚者也。”
陈布雷坚决主张中国实行共和制。他说：“二十世纪新建之国，决不容君主世袭之制再留于大地之上。”陈布雷认为。由专制走向共和，“诚使勇猛精进之志，何难一蹴而几登”。
对于张绍曾的滦州兵变，陈布雷表示“如赞成革命。出自真心”。那就必须拥护共和，即“吾民知有共和而已，他非所愿闻”。
中国革命引起了日本的恐慌，日本政府积极干涉中国革命。在政体问题上，日本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侵略权益，减少共和思想对本国的冲击。建议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日本公使伊集院衔本国政府之命在中国宣扬共和制不适于中国，认为“以君主立宪统一全国，实为万全之策”。
